第五章 千面乾隆 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6）
这套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并论证清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乾隆三十三年，全书完成，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名义颁行天下，要求天下士人认真学习，历史研究必须以此为准绳。
编书期间，清王朝还在西南边跟缅甸打了一仗。起因是缅甸方面不断侵略骚扰云南地区。战争持续了5年，清军屡战屡败、死伤惨重，乾隆连续斩杀了好几员前线大将，又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小舅子、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到一线指挥，也未能扭转局面。傅恒也在前线染病，返回北京后不久就病死了。但缅甸方面更无法承受长期战争带来的损失，最后还是主动求和。乾隆三十四年，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云南边境恢复了安宁。
乾隆三十八年，编完新版中国通史、掀起了十几个文字狱大案的皇帝依然不满足于目前的“文治”力度。这一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要将全天下所有的书都搜集起来，编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
当然，编书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以编书为理由，也可以趁机对全天下流传的各种图书做一个摸底，搞清楚到底有哪些是有问题的。为此，他还在收集图书的谕旨中特别强调，文字忌讳问题将会被宽容，不会追究进呈者的责任。
收集图书的命令颁布下去，地方上很快就送上来1万多册图书。乾隆亲自翻阅，看了很久，却发现这些图书竟然没有一字一句触犯“文字禁忌”。他也就明白了：这都是地方官员精心挑选的结果。尽管谕旨说了不要怕犯忌讳，但帝国的官员们都是人精，谁也不想真的呈上来一本有政治问题的图书，给自己找麻烦。
对此，乾隆颇为懊恼，因为这样就无法达到他在编书的同时禁毁各种反动书籍的目标。他下旨指责各地官员，收集了这么多书，岂有“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他要求各地加紧搜查，“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否则“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这就把话头挑明了，编书运动的面纱被撕下，变成了赤裸裸的“查办禁书运动”。
这场禁书运动，乾隆采取了认真的规划：先礼后兵、先软后硬。主动上缴的违禁图书并不追究责任。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广东方面率先报告，从一户人家里搜出来屈大均的几本违禁图书，经过审理，要求将案犯斩首——这也是之前文字狱的一贯处理方式。但乾隆这次特别宽大，在谕旨中说：“这次鼓励民间上交藏书，本来就说了有违禁字词的也不追究责任，但大家并不积极，可见还有所担心。如今屈家私藏违禁文字被查出来，我看应该从宽处理。违禁的书籍当然要坚决销毁，但案犯可以不用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才可以昭告天下：连被搜出来的都不处罚，主动上交的就更不必担心了。”
在皇帝的督促和鼓励下，不断有违禁图书被查找了出来。截至乾隆四十一年，仅江西一省就查出8000多部违禁图书，并送到北京销毁。
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它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也就是公元1776年。这一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高效率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而中国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僚精英们，最关注的却是如何继续查抄更多的违禁书籍，以禁锢全体中国人的头脑，以使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满洲专制统治的需要。
查抄的“成果”仍然不能让乾隆满意，当了40多年皇帝的乾隆早就明白：单靠宽大仁慈和督促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鼓励宽容的方式发挥完作用以后，恐怖和残暴的手段开始登场。
乾隆四十二年，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英国的时候，乾隆皇帝也将他的文字狱推向了最高潮。
这年十月，查抄违禁书籍最为得力的江西巡抚海成又报上来了一份跟“文字狱”有关的奏章。江西新昌有个举人叫王锡侯，根据《康熙字典》编了一部新的字典——《字贯》，将《康熙字典》里边的字排列顺序进行了优化，可以方便读者查阅。他有个仇人叫王泷南，是远近闻名的无赖，向县令举报此事，说王锡侯竟敢认为康熙皇帝主持编订的字典有缺陷，擅自修订，属于大逆不道。县令不敢怠慢，赶紧上报巡抚。
海成是满洲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找文字毛病，所以他查抄的禁书数量全国第一。但他把《字贯》拿过来一看，发现就是一本纯粹的字典，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甚至可以说除了字词排列顺序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主观立场。他就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说王锡侯只能算是“狂妄”，还算不上大逆不道，因此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头衔，然后审理。同时，他还将《字贯》一并上呈。
《字贯》总共有40本，厚厚的一摞，全是枯燥乏味的文字注释。已经67岁高龄的皇帝尽管日理万机，竟然真的打开仔细查阅，看看里边有没有违禁用语。他先读完序文，内容与海成奏章介绍的一样。后边就是字典正文，没什么可看的了。但在字典正文和序言之间，夹了一篇“凡例”——这是所有字典都会有的，相当于查阅说明，是纯技术性的东西，告诉读者这个字典有多少部、字词按照什么规则排列等。海成和县令审查的时候应该都是直接跳过去就没看了，连那个举报的无赖都没有注意到。想不到乾隆竟然连这页也不放过，仔细读了，果然让他找出了问题。
在这份“凡例”中，王锡侯告诉读者，由于本朝皇帝的名字分别是“玄烨”“胤禛”“弘历”，所以遇到这些字都需要“避讳”，少写一笔或者改成读音、字形类似的字。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类似的不通顺的地方，需要自己加以注意。
就是这么一条说明，王锡侯在提醒读者要避讳的时候，把玄烨、弘历等字正常写了一遍，自身却没有“避讳”。
乾隆看到这里，勃然大怒，立刻批示将王锡侯押送进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同时下明旨严厉斥责海成玩忽职守：首先，查抄违禁图书的上谕已经下达多年，如此大逆不道的文字，竟然没有查抄出来，而是等着有人举报才被动发觉，这是严重失职；第二，对这种涉及文字的“大案”，竟然不尽心尽力地审查，漏掉了书中的关键违禁字句，只看到序言里边的“狂妄”之语，就更是“双眼无珠”。试问海成：“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总之，就是“天良尽昧”，对不住国家给督抚发放的优厚待遇。
这一通狂骂之后，乾隆又下令将海成革职、交部议罪。
审议的结果，刑部建议将王锡侯凌迟处死，家产没收，几个儿子统统处斩，其他近亲属各自处以重刑。海成斩首。
乾隆这才下令“宽大处理”，王锡侯凌迟处死改为斩首，几个儿子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近亲属免罪。海成斩立决改斩监候。
这一通处理下来，官场震惊。大家震惊的并不是王锡侯被处斩——这都是文字狱的常规套路，而是江西巡抚因为一个不小心，转眼就被免职下狱，几乎给问斩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无非是查出禁书有奖，没查出来也没啥。
文字狱这种事情实在是有点伤天害理。所以，只要不是真的发现赤裸裸的反清文字，相当部分官员不愿意搞得太过分，无非不拿文字狱来邀功请赏罢了。但现在大家发现，如果不走极端，稍微有一点不注意，随时就可能从高官厚禄沦为阶下囚，甚至掉脑袋。一想到皇帝大人连厚厚的40本字典的“凡例”都会仔细审阅，所有人都会禁不住后脊梁冒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