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欧洲崛起 现代转型与外部冲击（16）

文明三劫：军事入侵对中华文明的巨大伤害

讲清楚了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再回头来分析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就可以理解得更深入了。

我们在前文称明末的中国“处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将工业革命未在中国爆发的直接原因归咎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呢？

根据对欧洲崛起历史的回顾，我们将工业革命爆发的条件做一个归类：哪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条件，哪些是不具备但是有潜力内生发展出来的条件，哪些是很难内生发展出来的条件。

明末的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这是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相对于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优势。在当时，欧洲完全没有像样的纺织业，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对欧洲处于碾压性优势。冶金技术方面，欧洲也落后于中国。

中国海军在海战中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军舰以后，缴获了一批火炮，发现其制作精良，就积极仿制。因为中国的冶金水平更高，仿制出来的火炮反而比缴获的更准更耐用。钢铁产量方面，中国也是欧洲的几十倍，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钢铁产量也没有达到中国明末的水平。

造船业方面，欧洲比中国略强。欧洲海军可以远道而来，但中国当时还缺乏在大洋上航行的经验。但在中国近海的一系列海战，包括明军与葡萄牙、西班牙的海战，郑芝龙船队与荷兰的海战，中方都取得了胜利。尽管中国占据了主场优势，但也表明，双方的造船技术就算有差距，也绝不会太大。

总体来看，就产业基础而言，包括纺织、造船、冶金等关键领域，中国在明末已达到或接近工业革命爆发前的水平。像珍妮纺纱机这种与科学理论无关的纯粹工艺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创造发明出来。珍妮纺纱机是一个人同时纺八个锭，明末时候已经可以一个人同时纺三个锭，差距不大了。更何况此时距离英国工业革命爆发还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欧洲这时候纺一个锭的效率和质量都不如中国。

但这方面的优势在清军入关后被摧毁。前文列举明末对比清中期在出口物品的种类方面出现差异，即是这一结果的表现。

相比之下，明末中国差得最多的东西是科学理论体系。这个东西不仅是明末缺，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史，确实一直未能发展出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很显然，它是工业革命爆发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依靠传统手工业内部自身的技术改进就能出现的，必须和抽象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和严格的科学实验相结合才能出现。

没有产生科学理论体系的文明是否就注定无缘工业革命呢？显然并非如此。工业革命是人类古代几大主要文明成果交流融合的产物，不是哪一个文明独立内生出来的。创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古希腊文明早就灭亡了，但英国的工业革命依然从阿拉伯人那里借鉴了古希腊科学理论体系，他们也没有内生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科学体系。西欧一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都没有这套科学体系，也不知道古希腊科学理论体系的存在，他们也是从外部引进学习而来的。

既然欧洲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通过翻译古希腊科学典籍得来的，那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建立近代科学理论体系。明末时期的中国，发展近代科学理论的基础其实比同时期的欧洲更好。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中国传统科技的特点是跟生产密切结合。有人说我们有技术而无科学，虽然失之偏颇，但也不为无见。中国的技术水平很高，基于技术的科学知识也非常丰富和先进，主要问题是缺一个“总抓手”，也就是没有一个“公理—定理—推论”的抽象科学体系来把这些技术知识上升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个总抓手，主要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体现出来的这套思想。

当时，徐光启和李之藻合作，已经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在此之前，在1621—1627年，李之藻就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其中，《名理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译本。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还做了一个篇幅浩大的翻译规划，准备把更多西方科学典籍成规模地翻译成中文。明末已经出现了翻译西方科学典籍的潮流，翻译过来或正在翻译中的科学书籍相当多。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徐光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向利玛窦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但皈依以后，他根本不去关注西方宗教典籍，而是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可见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一接触到西方知识，就已经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立刻明白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他的意思是说，《几何原本》中的数学知识是数学研究的典范，将方圆平直的关系说得很透彻，在各种测量中都有很大用处。它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入手逐渐推导深入，从假定的公理推出可靠的定理。看上去没有直接的用途，但其实是所有应用知识的基础。世界万物的形状都可以用它来描述，诸子百家的知识都可以从中受益。

对《几何原本》，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现在所有孩子上中学都要学习几何，就与徐光启的预言一致，只不过晚了约300年。徐光启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离工业革命还有约150年。在他口中的百年之后，若中国人真的人人都学习《几何原本》作为科学知识的启蒙，其实一点也不迟。

先以《几何原本》为代表建立数学理论系统，再围绕它建立近代科学体系，就顺理成章了。1628年，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建议。这个“度数旁通十事”，就是改变当时“历局”重点围绕天文观测来研究历法的现状，建议变成以数学研究为核心，建立十大学科研究体系。这十大学科包括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把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基本上全都包括了进来。

徐光启的思路很清楚，就是立足于现有的皇家历法研究机构——历局，对它进行改组和扩编，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原有的天文机构其实就带有科学院的性质，天文学、数学、气象、农学等相关知识都要研究，以确定历法和指导农业生产。但当时的历局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以天文观测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数学理论体系为核心；二是研究的范围太窄，主要就是天文、气候和农业，还缺少很多科学门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改进，徐光启可谓目光如炬。

“历局”作为一个现成的天文观测和历法研究机构，其中有不少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国家预算支持，一改组就是“现代科学院”，可谓顺理成章。崇祯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应该已经在推动实行了。但当时内忧外患，推进力度必然十分有限，等到明朝灭亡，这项改革自然也就中断了。

徐光启的这个思想比英国领先很多。他上书以后17年，也就是1645年，英国皇家学会才成立。而且，这个“皇家学会”其实跟英国皇家无关，就是科学家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是一个只有12个科学家参加的研究小组而已。1660年，这个组织才被国王查理二世正式批准为一个研究机构。此时距离崇祯批准徐光启改组历局已经过去了32年，明朝都灭亡了10多年了。至于类似于早期“皇家学会”这种小规模的组织，明末的江南早就有了，徐光启和李之藻都是这个研究圈子的成员。

很多人说，中国文化强调直观思维，不擅长理性思维，会排斥科学理论云云。其实不然，中国作为世俗化最彻底的古代文明国家，在文化上对科学研究最为宽容。抽象科学来源于古希腊，既不发端于基督教文明，也没发端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藏，谁都可以拿过来用，谁拿过来用都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