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欧洲崛起 现代转型与外部冲击（17）

跟同时代的大科学家伽利略相比，中国科学的领军人物徐光启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是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由科学家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家科技研究工作，这个支持力度是很大的。这也是中国传统世俗化治理的重大优势。当时伽利略在欧洲可是一直被罗马教会迫害。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伽利略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1633年，他又因“反对教皇、宣扬邪学”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后改为在家软禁，并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著作。

但科学理论仍然在欧洲继续发展。不是因为有一神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思维逻辑。不论在何种文化下，理性的学者一旦理解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热情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这种求知欲一旦被点燃就极难被扑灭。

能够扑灭这种求知之火的，只有最野蛮的暴力。像教会那种个别的火刑和监禁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是大规模的屠杀和系统化的反文明政策——比如清军屠城和乾隆的文字狱才能成功。

古希腊灭亡于北方的马其顿。它的遗产后来点燃了阿拉伯文明之火，但被蒙古所毁灭。同样的，中国人引进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热情也被北方蛮族扑灭了。

中国作为古代文明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天然对科学理性研究最宽容。明朝中后期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环境，比同时期的伽利略好得多。儒家是世俗化思想，在理论根源上也并不排斥科学。确实有一些——也可以说很多——保守的士大夫看不起科学理论，不屑于去研究，对徐光启的倡议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理论的最低评价无非就是“奇技淫巧”——看不上而已，不会说它反动、错误、危险。明末时期，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学派，都有大量学者热情地研究近代科学。

中国这种宽容的世俗文明碰到充满理性之美的理论科学，再加上沿海商业的高度繁荣、出版业的高度发达，可以想见，如果再多给徐光启等中国科学家几十年的时间，将西方科学经典大部分翻译完成，就很有可能助力“心学革命”冲破保守落后的理学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发达的手工业、先进的技术型知识与抽象的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至于罗马法系对民权和商权的保护意识、知识产权制度等，在中国不算完善，但在内部也正逐渐发展起来。

在这方面的欠缺，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就是几大文明汇合促成的，古罗马以法制见长，古希腊以科学见长，古代中国以世俗化文化和应用技术见长。西方搞工业革命，要学习中国的应用技术，建立世俗政权；中国搞工业革命，就可以学习西方的民商法制度和科学理论。取长补短，理所应当。

最根本的是，罗马法并不神秘，其根源无非来自商业的繁荣和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本质上是王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结合的产物，不是什么学不来的“文化基因”。王权对近代欧洲来说是稀缺资源，需要十字军和商人的支持才能发展起来，但对中国来讲并不是稀缺资源，反而是中国的优势。中国的问题是皇权此前一直和农业密切结合，国家税收也主要来自农业，要跟商业和工商资产阶级结合，必须要突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明朝中后期，也包括南宋时期，沿海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日益发达，商人阶层兴起，自然就产生动力要跟王权结合。心学理论就是新兴市民阶层、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这种思想追求打破农耕时代的宗族关系网络，把伦理道德建立在“人心”“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反映了城镇化和商业时代人口流动加速所带来的宗族网络解体的新社会基础。这种思想与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心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李贽，曾批判道学家的虚伪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他的著作当时在江南地区是超级畅销书，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心学官员海瑞上任应天巡抚，发出的第一个告示就准许寡妇改嫁。李贽讲学，主张男女心性平等，吸引了大量女性追随者，这就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进步超前了。

晚明诸子的思想启蒙运动声势浩大，心学学派与理学学派的交锋震动朝野。其在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不过是冰山一角，在社会民间的影响更多、更广。在这场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家。仅心学就分为七大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闽粤学派、北方学派、楚中学派、浙中学派、泰州学派等。理学思想流派更多，有极端反心学的，也有主张与心学融合的；有一心论道的，也有主张与商业科技等融合的“实学”；等等。晚明时期，王守仁、王畿、唐顺之、聂豹、王艮、“天台三耿”、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文思想大师迭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它以王守仁心学的发端发展为主线，一共记载了明代210位学者的言论思想。晚明诸子人文思潮的冲突激荡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相比。

思想家与科学家辈出，儒学内部思想革新和西方科学思想引进交相辉映，昭示了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它是东南沿海商业与城镇化勃兴、开始融入全球大分工贸易网络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人文思想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也好，还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也罢，只需假以时日，沿海地区市民阶层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实力必然会很快发展壮大，冲破理学思想、官僚豪强的阻挡，与皇权结合。明末商业税收很少，不是因为真正的普通商人和市民不交税，而是因为交上来的税被东林党背后的官僚豪强集团拿走了。李贽的富国强兵理想，代表了这个新阶层希望把自己缴纳的税收直接与国家力量结合的愿望。钱被东林党拿走，就变成了豪强们奢侈享乐的财富；向国家缴税，就可以向北积极防御北方蛮族，向南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像西方一样，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先锋，开拓全球市场，分配全球资源，这才是商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果让李贽、海瑞这样的心学学派当权，一方面大力肃清官场陋习，一方面推动重商政策，等到商业税收成了帝国的重要财税来源，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和市民子弟就可以大规模地进入官场做官，出台一系列保护商业交易、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政策。

这种苗头也早有所显露。比如，朱元璋曾经下过死命令：后世子孙绝对不准修改他制定的《大明律》。但万历十六年就硬给改了。这次修改中有一条新规定：在人身关系方面，如果是从小养育长大的，适用“主奴”条款；工人长期给人打工、签订长期劳动契约，雇主和工人的关系适用“雇工人”条款；短期打工的工人，适用“凡人”条款。这条修订虽然没规定雇工和雇主平等，但也否认了二者是“主奴”关系。长期合同工作为“雇工人”的权利比“凡人”要低一等，但是比“家奴”要高一等，短期工则跟雇主完全平等。这显然反映了当时工商业发展后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

在知识产权意识方面，随着出版业的兴旺，出版商的版权意识也在增强。明朝中后期的书坊在自家图书的扉页上都会写上一些威胁盗版者的话，比如“本衙藏版，翻刻必究”“倘有翻刻，千里必究”“坊间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势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等等。这些内容，实际就是知识产权方的权利申明。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有版权方发现盗版后到官府告状，盗版方被判毁版赔钱的。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就多次亲自出马打击盗版，将盗版者告官或者索赔。不过这种案例很少，距离形成保护专利权的法律体制还很遥远，只能说是有萌芽而已。

这些粗浅的版权意识，必须和民商权利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司法体制的改进相结合，才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类似于西方的专利保护制度。即使没有清军入关，在西方爆发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内部能否发展出专利权制度，也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

但我们并不需要以某一个具体的“弱项”或“缺项”来判断明末东南沿海经济如果继续正常发展能否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不管是科学理论还是民商事法律制度都可学习借鉴。

本书所说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前景被清军入关所中断，并不是说如果清军不入关，中国就能“提前于西方”“完全内生”地爆发工业革命。“提前”和“内生”都是不一定的。中国在南宋灭亡以前，对西方处于全面领先地位，经济实力、法律制度、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大大领先。南宋灭亡后，明朝虽然复兴，但已经失去了全面领先的位置，只是局部领先，与西方互有优势而已。这种情况下，“内生”和“提前”就无法保证了。但通过融入国际贸易网络，与西方互相学习借鉴，同步参与工业革命的进程，则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