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欧洲崛起 现代转型与外部冲击（20）
明成祖朱棣的战略基本就立足于这个转变，对汉、唐战略做了一个微调。向北防御、向南开拓的整体方针不变，但减少了在西北方向的进取开拓，加强了在海洋上的投入。这显然是正确的。
尽管战略正确，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惊险的操作。不仅要南北兼顾，还涉及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在陆权时代，不管黄河流域干旱文明还是长江-珠江流域湿润文明，那都是陆权型文明，依靠陆军保卫就可以了。北方的军队可以调往南方，南方的军队也可以调往北方，路途虽然遥远，但总还有个战略腾挪的空间。如果大力发展海军，在海上投入过多，则北方战略资源不足，也没办法把海军调到北方去跟蛮族骑兵作战。反之，在陆军上投入太多，平时北方没有大的战事，也就只能白白耗费资源，不可能调到南方去远征大海。在海陆两条战线无法协同的情况下，国家军事开支必然大幅度增加。
因此，要用好朱棣的战略，就要求统治阶层必须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时刻考虑南北双方战略投入的均衡，并保持有力的中央集权，集中调度利用好国家资源，算好一本大账，不能算小账。
但是，朱棣死后，儒家文官集团掌权。后来又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武将勋贵集团势力损失殆尽，文官利益集团更是一方独大。为了遏制武将勋贵集团、控制皇权，他们恢复并加强了两宋时期“以文制武、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向北，积极防御被放弃，长城防线全部改为龟缩政策，军队分散在九边重镇消极防守，避免让任何一个武将或者皇帝本人能够一次性地统率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文官集团中真正能征善战、积极进取的人也遭到打压和内部清洗。这种消极防御政策，让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逐步实现内部统一，势力日渐强大。
最后，在东北方向独当一面的武将李成梁被污蔑攻击，丢了兵权，努尔哈赤趁机壮大。萨尔浒之战，不懂军事的文官大将统兵，分兵冒进，遭遇惨败。明廷陷入文官党争，清军趁机占领辽东，并统一蒙古诸部落，形成了满蒙一体的强大北方政权。
在南方，文官们声称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经过十多年的斗争，终于把下西洋的官方船队给停了。然后力推海禁政策，一边不准国家政权参与，另一边禁止普通商人下海。地方豪强联合海盗集团垄断沿海贸易，将大航海时代的财富尽数纳入私囊，国家财政因此损失惨重。由于无法从航海行动中获得财富，明朝也就无力投入巨资发展近代化的远洋海军，全球版图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中国只依靠自己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先进手工业技术，在西方列强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发了一笔洋财。但这笔财富也继续被东南豪强们拿来奢侈享乐，未能转变为富国强兵的根基。
这样，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国家战略实际上还是“北守南攻”，但已经从“积极防御加主动开拓”变成了“消极防御加被动开放”，南北两个方面都被束缚住了手脚。北方放任少数民族统一壮大，南方放任西方列强纵横海洋。永乐时代海陆双重霸权的辉煌一去不返，终于落得了一个神州陆沉、海权拱手的可悲局面。
在东西方文明即将开始大碰撞的前夜，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在农耕时代的发展历程，可以借用《易经》中几个与龙有关的卦辞来做个形象的概括。
第一阶段：见龙在田。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农业耕种开始孕育华夏文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与渔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到西周，确立了基于宗法制的封建国家体制，中华世俗化国家成型，农耕文明基本发育成熟。
第二阶段：龙战于野。春秋战国时代，农耕文明走向强盛，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向外扩张和内部征战并立。在长达500多年的大混战之中，华夏民族意识和文明意识形成，郡县制出现，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飞龙在天。汉唐时期，大一统帝国体制建立，大一统盛世出现，疆域从黄河干旱地区逐渐扩展至“长江-珠江”湿润地区，农耕文明进入中高级发展阶段。另外三大古文明都止步于干旱文明。中华文明一飞冲天、雄睨天下。
第四阶段：潜龙在渊。两宋时期，农耕文明至湿润文明后发展到鼎盛，中华文明继续向南迈向海洋，开始从古代农耕型陆权帝国向近代化海权帝国转型。
第五阶段：亢龙有悔。元明清时期，往南深入发展以后，海权初具但陆权尽失，龙首向南而龙尾在北，尚未遨游大海，先被北方蛮族抓住了尾巴，南宋亡于元。中华文明的南征之路遭遇巨大挫败。朱棣上台以后，迁都北京，政治军事中心回到北方，如同巨龙回头，先巩固北方防御再图南下，构建一个海权和陆权均衡发展的战略格局。
遗憾的是，这一战略再度遭遇失败。清军入关，“北守南攻”之局未成。在清朝贵族主导下，国家战略被强行扭转为“南守北攻”：以南方地区的物产和财富，驱动清军铁骑征服亚洲内陆，将北方版图扩展到极大。南方则几乎完全放弃海军发展，执行消极防御和闭关锁国政策。
清朝的军事成功，和汉唐时期的军事成功，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有着本质的区别。汉唐时期，海上既无敌人也无贸易，南方为大后方，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向北积极防御，向西打通丝绸之路，连接两河文明，战略价值极大。清朝时期，丝绸之路中断，强敌崛起于海外，贸易通道也早已改走海路，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最终清朝没有重视海权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让中华民族错失了大航海和工业革命时代的重大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