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鸦片战争 帝制末期的危局时刻（1）

白莲教起义：虚假盛世的落幕

在英国使团看清乾隆盛世真面目的同时，中国人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忍受也几乎到了极限。马戛尔尼前脚刚走，中国后脚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革命。

1795年，当了60年皇帝的乾隆觉得自己的皇帝瘾已经过足了，想当太上皇。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绝不敢超过圣祖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历史纪录，将于明年禅让皇位给儿子。

第二年的正月，禅位大典隆重举行。乾隆的皇十五子登基成为皇帝，改元嘉庆。

乾隆对自己的这个做法极为得意，因为它开创了大一统王朝和平禅让的先河，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位皇帝。

乾隆这个人时运实在不错，禅让的时间选得很好，刚宣布把年号改为嘉庆元年，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大起义就爆发了。这样，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就不是在乾隆年间爆发的，而是在嘉庆年间爆发的。乾隆60年太平盛世，没发生过什么大的人民起义，起码听上去还不错。

起义爆发在荆襄地区，这个地区是位于四川和湖北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带，在历朝历代都是统治的薄弱环节。明宪宗时期的荆襄起义也是在这里爆发的。不过，明朝那次叫荆襄起义，清朝这次却不能叫荆襄起义。因为它很快就突破了荆襄地区的范围，席卷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历时9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规模和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明朝的荆襄起义。清朝官方管它叫“川楚教乱”，现在则一般称之为“川楚白莲教起义”。

明朝荆襄起义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对荆襄地区不予管理，出现灾荒也不去救济，结果饥民就与盗贼联合造反。清朝则是政府管得太狠。乾隆中后期，全国吏治极度废弛。湖北、四川两省当然也是贪腐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陈望之等朋比为奸，民间称之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荆襄地区流民很多，以在山区自行开垦耕地为生。官府的差役就经常以各种名义进山巡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缴纳国家钱粮必须自己前往县城去交，但是山区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一般负担不起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成本。一旦延误了交粮的时限，差役就会来追缴。当然，这只是巡查的名义之一，还有很多别的名义。

差役的巡查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随意勒索被巡查的山民。一旦遇到巡查，很多山民就会被逼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山民们不是在编本地户籍，被差役欺凌也无处申诉。当时进山巡查的票据是可以卖钱的。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就知道要发一笔财了。还有人提前花钱把巡查票据囤起来，一旦遇到有巡查的机会，就可以优先被委派。

总之，跟普通老百姓比起来，山民的生活更艰苦，受到官府的压迫更厉害。这种情况下，主张穷苦人互相帮助救济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就在荆襄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白莲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创立于南宋。佛教以佛祖座下的白莲花为最干净神圣之物，白莲教的教名也由此而来。白莲教声称信教之人死后可以去往白莲净土。其主要特点是教义通俗易懂，既拜佛祖也拜祖宗，没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诚心念经烧香，就会有弥勒佛保佑，特别容易被下层人民接受。关键的一点是，它没有公认的宗教首领，谁都可以打着白莲教的旗号、拿着白莲教的经书，宣布自己是弥勒佛转世或其他神仙转世，召集一帮信徒就成立教社。官方也一直搞不清楚白莲教跟别的民间宗教有啥区别，凡是遇到不知名的宗教聚众起义，就一律称之为白莲教。其实白莲教跟各种民间自创宗教相比，也就是多了一些成文的经书，各地教社有个固定通用的名号，看起来声势更为浩大，其他方面没啥区别。它从来没有结成过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总是各自为政，仅在声势上互相呼应。自南宋到清末，白莲教一直活跃在造反第一线，反宋、反元、反明、反清，谁在台上它反谁。

除了造反以外，“白莲教”的名头还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比如组织黑帮、管理家族等。当然也有人真的出家修行，那就跟普通佛教信徒差不多了。

清朝中期这次造反的这个白莲教，跟历史上出现过的白莲教有什么关联，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也没法说清楚。它只是一个造反工具，不是造反原因。这一次的白莲教，以强调底层人民互相帮助的教义为特征，在起义过程中，它是荆襄地区流民团结抗清的一个精神纽带。起义初期，很多起义军打着白莲教的旗号，可以不用带粮食，走到哪里都有山民愿意接济。这极大地方便了起义军的活动。

不过，它吃亏也吃亏在教义上。那便是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起义军内部山头太多，几十支不同的队伍在四川、湖北等地流窜。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办法也很快就行不通了。

尽管如此，清军在一开始还是无法应付这些四处流窜但数量众多的反叛力量。清军正规军以八旗为核心和精华，以绿营为辅助。八旗军擅长平原作战，对山区很不适应，而且主力驻扎在北方，在南方的力量很薄弱。绿营腐败严重，待遇又差，也没把自己当国家的主人，类似于雇佣军，离开了八旗的支持和监督，就基本不会打仗。更何况八旗腐化堕落得更厉害，战斗力严重下降。镇压小规模起义往往被军事将领视为发财贪污的大好时机，他们疯狂花销国家军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成为常态。清军将领进入荆襄山区，照样每顿饭都要吃山珍海味、好酒好菜。

这种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就越闹越大，开始走出山区，攻占了一些平原地区的县城。80多岁的乾隆已经老眼昏花，只管吃斋念佛。和珅跟川楚地区的贪官污吏本来就是一体，除了贪污和拍马屁外别无所长。在嘉庆五年之前，起义军一直都在发展壮大之中。嘉庆五年正月，起义军在嘉陵江附近大败清军，斩杀清军提督朱射斗。提督是一省清军绿营最高级别武将，为从一品，全国只有12个陆军提督。朱射斗之前在平定苗民叛乱、远征尼泊尔等战役中战功赫赫，是此次起义被击杀的清军最高级别将领。

不过，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此战之前一年，即嘉庆四年的正月，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正式亲政。他亲政第二天就下令逮捕和珅，然后抄家，抄出巨额的家产。5天以后，和珅被下令自尽。随后，嘉庆皇帝对川楚地区的军政吏治进行整顿，一大批依靠给和珅行贿和拍马屁的官员将领被撤换。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朱射斗战死，其实表明清军负责镇压川楚起义的将领已经开始拼命打仗了。

与此同时，作为联合专政集团的第二大势力，汉族士绅也开始发力，弥补清军战斗力不足的弱项。嘉庆三年，进士出身的合州知州龚景瀚上疏《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士绅训练并负责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实行地方自保；办团练的经费都由地方士绅自己负责。朝廷一直很忌讳汉人掌握武装力量，即使是小规模的团练也不行，但迫于白莲教起义的威胁，嘉庆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这就开创了清朝汉族团练的先河。汉族士绅们从此开始掌握独立的军事力量。尽管这只是一个萌芽，但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就是从学习镇压川楚教乱建立地方团练开始的，而直接结束清王朝统治的力量也起源于此。川楚团练—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袁世凯新军，这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最后由袁世凯出面逼迫清帝退位。这些势力无一例外，都是在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中成长起来的宗族士绅力量。

地方团练的兴起切断了起义军和普通老百姓的联系，老百姓被士绅武装逼着进行坚壁清野，起义军很难再从地方上和平地获得补给了。其小股分散作战的特征，正好被各地小型团练武装所克制，流窜作战的方式很快就不灵了。

这样，起义军在山区小股分散作战，有地方团练克制；一旦进入开阔地区，集中力量，就有恢复了战斗力的清军主力围追堵截，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乾隆和和珅死后一年，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已经被压缩到了川楚交界处的一些崇山峻岭之中。到嘉庆九年九月，起义被完全镇压了下去。

清政府应对这次起义花掉了2亿两白银，创造了中华帝国历史上战争花钱的最高纪录，将乾隆后期积累的7000万两财政盈余全部花光，中央和地方财政再次出现大面积的亏空。如此惊人的军事开销主要是清军腐败造成的，大部分银子很显然被贪污浪费掉了。明军平定杨姓土司叛乱，也就花了100多万两银子；后来两次进入朝鲜跟日本作战，时间持续8年，也就花掉了400多万两银子。此后，清王朝的财政状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一直处于严重亏空的状态。

这次起义，彻底曝光了所谓“乾隆盛世”下民不堪命的真实生存状况，并昭告天下，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并未因为大屠杀、文字狱和“忠君道学”的多重打击而消失。在战争中，两名从一品提督被起义军击毙，此外还有400多名中高级将领阵亡，清军腐化堕落的状况由此暴露无遗。此战以后，清王朝财政亏空日益严重，汉族武装势力开始崛起，统治阶层内部势力关系开始被颠覆，军队战斗力在经过短暂的好转以后又迅速恢复原状。因此，这次川楚人民大起义——而不是鸦片战争——才被视为清王朝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连跟小股分散的流民武装作战都被打得如此狼狈不堪，将来遇到坚船利炮的英帝国正规军的时候，清军一路惨败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