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2）

战略史观：一个分析框架

有了价值立场，我们还需要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历史，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但仅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而且史料也不完全等于事实。我们选择什么、相信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种历史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历史是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碎片史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脑子里仍然只有一堆碎片。

还有一种史观，可以称之为“偶然事件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特殊事件改变的。香港《联合早报》2017年8月刊登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认为世界历史经常受一些突发事件影响，那些突发事件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奥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中的几个故事。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只是因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门碰巧没有上锁，于是土耳其军队就从这个城门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来，君士坦丁堡就此陷落。再比如，滑铁卢战役，碰巧法军元帅格鲁希恪守成命，普军已经投入战斗，可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留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格鲁希的军队还没上战场。还有就是十月革命，德军参谋本部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以为把他送去后就能将沙俄摧毁，但没想到把德意志帝国也摧毁了。弗格森说这些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刹那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

另外一种史观，是我们批评得比较多的，叫“英雄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决定的。这种史观，上中学历史课认真听过课的中国人都知道它是错误的。在历史发展中，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然是一大群英雄或者说一个集团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受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所限，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少数人物和故事，天生容易接受英雄史观或者偶然事件史观。就好像我们前边分析的工业革命，瓦特改良蒸汽机，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上百年的积累推进。大部分人学完中学历史课，能记住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改良蒸汽机就算不错了。瓦特这个人的出现，蒸汽机被改进，背后有着长达数百年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但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不管英雄史观还是偶然事件史观，只需要专业人士稍微认真一点去考察，就很容易被推翻。无论具体某个英雄人物还是偶然事件，都不能大幅度地改写历史。当大的趋势已经形成以后，某个人物不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他发挥作用；某个事件不发生，就会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以此推动历史按照既定的趋势向前发展。而且，一个英雄人物的产生，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来培养他或支持他，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代表符号，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至于弗格森的短文，钱乘旦教授批评说，茨威格的书是小说而非历史，以小说细节证明人类历史是由“星光灿烂”的时刻所决定，那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以上这些史观，可以统称为随机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无规律可循，而是由一些随机的因素影响或构成的，不管是无联系的碎片、偶然发生的事件，还是从天而降的英雄。为什么会出现都说不清楚，何时何地出现也全不可知，人类只能以随机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与随机史观相对应的，是宿命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前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比如，基督教宣传的世界末日论，就是最典型的宿命史观。一切宗教几乎都是宿命史观。佛教虽然不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一切，但它认为生命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也是宿命史观。机械唯物论不认为有神灵存在，但它认为人类社会将完全按照已经被发现的固定规律演进，最终达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完美社会，没有人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和目标，因此也是一种宿命史观。

在随机史观中，历史没有意义；在宿命史观下，人类没有意义。

一个好的史观，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史观，应该介于随机和宿命之间。历史有它内在的发展逻辑，但也会被一些不确定性所左右；人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主观应对，也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就是既要让过去的历史有意义，给未来以启迪，又不要束缚人类的头脑，给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留下创新探索的空间。

目前做得好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

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微观因素是人类的智力、体力和本能，而驱动文明发展的宏观因素核心是三个：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组织能力。科学技术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意识形态体现的是人类对自身主观意识活动的认识角度和深度。生产组织的形式主要由技术水平决定；暴力组织的形式主要由意识形态决定；政府组织则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

总之，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形式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而意识形态水平、科技水平和暴力组织形式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破坏能力，也就是暴力输出水平。一个社会组织即使具有很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出现了意识形态的错误、暴力组织的腐坏等情况，就很有可能会被生产能力更加弱小的组织所消灭。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典型的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弱小的政权，消灭了一个技术更加先进、经济更加发达的政权。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三种组织——生产组织、暴力组织、政府组织的效率，在受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同时，也会受到组织内部精英人物道德和素质的影响。组织能力相对于科技和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直接扎根于深层次的人性。组织体系中上层的腐败无能，可以毁掉任何形式的生产组织、暴力组织和政府组织。同样，组织内部精英的换血，也可以在科技水平和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让一个衰落的国家、民族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历史上的底层革命，往往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国家力量主要由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的组织能力决定。这一点也可以与军队进行类比。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主要由其武器技术水平、思想意识形态强度和军事组织能力决定。其中，非意识形态的军事组织能力主要由各级军官的道德水平和军事素质决定。

当然，文明发展还会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这是一个外部基础。

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力量，主要也就包括两个：生产力和破坏力。它通过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其他国家或文明发生关系，包括交流和竞争。

这个史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战略史观”。因为它是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的。它显然不是随机性的历史观。它认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竞争的力量源泉。同时，它也不是宿命论的，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主观创造的，也可以因为人类的主观努力而改变。

总体而言，它是战略性的。

战略史观不赞同英雄史观，少数天才并不能单枪匹马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一定数量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和奋斗，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就可能改变甚至扭转历史的走向，让文明从倒退变为进步，或者从进步变为倒退。个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拼搏或牺牲对历史发展而言不会是决定性的，但也不会是无意义的。如果个人是分子，人类文明是分母，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分母比分子大得多的分式，但分子并不是无穷小，分母也不是无穷大。

与文明史观不同，战略史观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型史观。在这个框架内，野蛮可能战胜文明，反动阶级可以镇压进步阶级，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压过民族自立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革命可以推翻专制政权，民族革命可以战胜殖民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