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就是一个梦：《梦》（2）

死是最容易的逃避——暴风雪

梗概：几名登山者遇到暴风雪，队员抵挡不住疲惫侵袭，渐渐睡着。队长劝阻无效，也即将永远沉睡。此时他看见雪女出现在自己身边，温柔地告诉自己：“雪是温的，冰是烫的。”雪女极力给队长催眠，队长下意识地抗拒，雪女表情变得凶狠狰狞。队长用尽力气推开雪女，雪女消失在狂风中。暴风雪停止了，队长发现，救命的营地原来就在咫尺之遥。他叫醒同伴，踉踉跄跄向营地奔去。

黑泽明33岁初执话筒，便拍出了成名作《姿三四郎》。1951年，更是以名垂青史的巨作《罗生门》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可是，走过了最初的一段黄金时间之后，黑泽明陷入了困境。1971年之后，没有人再为他的电影投资。电影是他的生命，没有了电影，他的生命也不再有意义。他一生中曾经两次自杀，在他世谷的家中，他用刀片割腕21处，被艰难地抢救了回来。20世纪80年代，黑泽明等待别人为他的一部新作投资，这一等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只好在家里画彩色分镜头草图，构图高超，色彩饱满，和最后的银幕呈现完全一致，这部电影就是被称为演绎莎士比亚《李尔王》最成功的影片——《乱》。

在面临艰难险阻的时候，死与其说是一种抗争，不如说是一种逃避。我一直猜想，死的感觉大概与困倦来袭时的感觉是相似的吧？“雪是温的，冰是烫的。”这话其实不是出自雪女之口，而是出自主人公自己的内心。与死亡抗拒的斗争其实是与自己的内心在决斗。“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对于常人来说，齐生死是旷达，而对处于死亡边缘的人来说，只有选择生存才是真正的勇敢。

应该感谢命运，黑泽明终于和电影里的登山队长一样，战胜了死亡的诱惑，走过了萧条的70年代，走过了寂寞的80年代。他的《乱》成为日本乃至世界电影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于是，他把这场与死神的战斗用梦表现出来，只是想告诉我们，其实，相对于生存来说，死是最容易的事情。

尊严不过是条狗——隧道

梗概：战争结束，一名军官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隧道时，被一条绑着手榴弹的狗挡住了去路。之后，手下一名阵亡的士兵从隧道走出，他不相信自己已经死去，还在盼望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紧接着，军官手下已全体阵亡的第三小队列队从隧道走出。军官对亡灵们忏悔自己驱赶他们送死的罪行，并请求他们回去安息。亡灵们离开之后，绑着手榴弹的狗又出现在军官面前。

亡灵们全副武装，踏着整齐的步伐从隧道中走出。队长举起军刀，向军官报告：“第三小队向长官报告！无人伤亡！”

这是整个梦中最让人震撼的一个镜头。

士兵对军官说：“我不相信我已经阵亡了，我回过家，还吃了母亲给我做的年糕。”

军官哽咽着说：“你中弹之后人事不省，你告诉过我这件事，这是你弥留之际做的一个梦啊！”

亡灵终于明白了，他站在山上，指着山坡上那点如豆的灯光说：“那是我的家，我的父母在家里等我回来。”

黑泽明是著名的反战者，但是让人敬佩的是他的反战方式。影片中他借军官之口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我固然可以把责任归咎于这场愚蠢的战争，可是我不能。我必须为我的轻率、莽撞和不负责任忏悔。”

面对战争，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不管是生者还是逝者。活着成了军官最大的罪，因为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良心将永远受到折磨。而更让人回味的是他对亡灵们说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你们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死得毫无尊严！”

这不是指责，而是激愤之后最冷静的反省。在战争的绞肉机里，生命充其量只是个数字，或者是个符号，而更多的时候，连这些也不如。导演在电影里加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演员——绑着手榴弹狂吠的狗。这个冷酷的暗喻揭示出了士兵们尊严的价值：不过等于一条狗罢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保卫等崇高话语只不过是狗的狂吠，愚蠢而不知所云，整齐的军装、雪亮的军刀、精良的装备下掩盖的是死亡的荒谬和可笑。

美是一种强迫症——乌鸦

梗概：“我”在画廊里观看凡·高的油画。恍惚间，“我”从凡·高的画作《阿尔的吊桥》中进入了凡·高的绘画世界。“我”在洗衣女的提示下找到了在田野中作画的凡·高。凡·高说美在迫使着他不断作画，没有工夫与我聊天，并夹着画具离开。“我”在凡·高的画幅中追踪着他的踪迹，最后，他消失在一片麦田中，当“我”追过去时，麦田飞起一大群乌鸦。画面定格成凡·高的《麦田的乌鸦》，“我”正站在画廊观看这幅画。

丹纳《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向同一个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晰……这特征便是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本质’。”

凡·高便是这样的艺术家。凡·高的画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这是画，不是自然。艺术绝不是自然的简单复制，甚至也不是自然的真实反映，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变形甚至扭曲。因此，凡·高的作品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画面感，几乎粗野的色彩和近乎夸张的铺排在真实的世界中根本找不到。

此刻，突然间面对着文森特的这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我的确被惊呆了。当我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壮丽辉煌的油画面前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在人、植物、动物从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然后又向下汇聚到同一中心的运动中，一切的生命的有机部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统一体。

——欧文·斯通《凡·高传》

凡·高就是用这种变形甚至扭曲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眼中所见到的世界。因此在他的画作中，黄色总是黄得如此绚烂，红色总是红得那样热烈，黑色总是黑得那样凝重，就连光线也被画家抽出来，分成一条条、一丝丝，让我们看到波粒二象性的光线是如何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奔跑、飞驰。

影片中的凡·高戴着草帽，头上缠着绷带。当“我”问及原因时，他回答：“昨天我画一幅自画像，可是耳朵怎么也画不好，所以我把它割掉了。”熟悉凡·高生平的人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个不太高明的玩笑，但是我看到的却是黑泽明对凡·高的艺术观的直接理解：艺术就是一种强迫，这种强迫超越了自然的真实，甚至超越了自然的规律——如果耳朵有用，我可以割掉它。在艺术的完美面前，没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

自然主义者当然可以尽情嘲笑这种唯美主义的艺术观，但是唯有这种超越一切的艺术观，才能造就真正超越平庸和刻板的艺术。

于是似乎明白了，黑泽明的电影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画面感，如此惊人炫目的色彩安排。即使在《七武士》《蜘蛛巢城》这样的黑白片里，导演也将黑白灰三种单调的颜色使用到了极致；而在《影子武士》《乱》《梦》等彩色片里，黑泽明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色彩绚烂美不胜收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无法见到的。

在这个梦中，凡·高似乎很不耐烦“我”的询问和打听，收起了画具，说：“太阳在催促我作画，我得走了。”太阳，太阳是一切色彩的源头，也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原来，艺术家表现的并不是派生的万物或者美，他的眼睛直抵这美的尽头，这尽头给了他一道神秘的命令，催促他，要求他，强迫他，以画笔来念出最原始也最崇高的咒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