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就是一个梦：《梦》（3）

从害人到互害——红色富士山到鬼哭

梗概：日本发生严重的核爆炸，引起富士山火山猛烈喷发。民众无处可逃，几个幸存者跑到了海边，颜色各异的辐射毒雾向他们逼近。几个人开始声讨当初政府建核电站时口口声声向公众所做的安全承诺。在极度的绝望下，幸存者们纷纷跳入大海。

一场几乎灭绝人类的核战争之后，“我”独自行走在荒原，荒原上长满因辐射而变得奇形怪状的植物。“我”遇见了一个独角食人魔，他向“我”忏悔在战前所做的愚蠢的一切。如今核战争已经摧毁了人类所有文明，剩下的人都变异成了食人魔，独角的总是被两只角甚至三只角的食人魔吃掉。而那些食人魔也忍受着无尽的痛苦，在一眼红色的泉水边痛苦爬行，发出凄惨的哀号。

黑泽明16岁阴差阳错进入电影圈，一生拍摄了31部电影，他写的剧本拍出了68部电影。这些电影内容广泛，其中反战和环保是他一直坚持的主题。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飞速提高，生活水平急剧上升，这种上升更加刺激了人类的贪欲。农业时代对自然的敬畏被抛在脑后，人类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自然甚至驾驭自然，却不知道这近乎狂妄的自信背后有着深深的忧患。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对核设施一直保持着警惕的态度，但是国土面积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又逼着这个岛国不得不发展核电站。可以说，这个多山多地震的岛国在被原子弹轰炸后不久，就一直坐在了自己制造的随时可能爆炸的原子弹上面。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约8000人死亡；因事故污染患癌症死亡的人数为9.3万人；大量放射性尘埃飘到北欧，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计。据专家估计，彻底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需要800年。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也发生了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此次事故最后被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定为最高级7级，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当。事故发生后，福岛一号核电站被宣布永久报废。但是这种马后炮措施显然不能安抚惊恐的民众，因为截至2008年，日本就有了55座核电站，而每座核电站在公众心中都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原子弹。

黑泽明在第6个梦“红色富士山”里描绘的就是这种恐惧：核电站爆炸，富士山火山喷发，人民惊恐逃命。“即使无路可逃，也不能坐以待毙！”最后，几个人被逼到海边，无路可逃。毒雾肆虐，“我”只好脱下衣服，徒劳地挥舞，想争取一点少得可怜的生存空间，但是无济于事……

在海边，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愤怒母亲控诉道：“危险的不是核电站，而是人祸！不会发生意外，不会有危险——他们是这样说的。决不原谅他们这样欺骗我们！如果他们没有被判绞刑，我也会亲手宰了他们！”而和他们一起逃难的一个中年人，就是这位母亲切齿痛恨的核电站管理者之一。

第7个梦“鬼哭”可以视作是前一个梦的延伸。人类在贪婪的支配下发动了战争，摧毁了一切。幸存者变成食人魔，在荒野中哀鸣、挣扎。所有的文明、财富、骄傲都化为乌有，所有的尊严、廉耻都荡然无存。食人魔不仅吃人，更互相吞噬，战争扯掉了一切掩饰和伪装，人类恢复到禽兽状态，互害成为最后的公理。而“我”是这个世界仅存的一个正常人类，在暮色中的旷野里狼狈奔逃。

晚年的黑泽明曾经在自传《蛤蟆的油》中回忆儿时看过的一个演员的表演：

那是一出哑剧，说的是天色已晚，一个糊涂虫茫然伫立，望着通红的晚霞和归巢的乌鸦。表演者表现出人物形象的滑稽可笑，也使人感到那景色的苍凉和人物内心的凄楚。

此时影片中的“我”，内心无疑也是凄楚的，但是也可以说是滑稽可笑的。因为人类的罪恶本就由自己而起，毁灭的也是自身。然而雪崩的时候，却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

归去来兮——水车村

梗概：“我”独自来到一个小村子，绿树成荫，花开满地，流水潺潺。小溪边的水车下住着一位103岁的老人，他告诉“我”这个村子叫水车村。他说他们不愿现代化的工具毁掉村子的质朴，所以他们拒绝一切现代的东西，包括电灯。过了一会儿，村道上传来歌舞声，老人说他们在为一位99岁去世的老太太送葬。老人自己也换上一件喜庆的红衣，挥着铃铛加入了送葬的欢乐队伍中。

据日本民间传说，深山中有一种长相十分丑陋的蛤蟆，它的油是治病的良药。人们抓住这种蛤蟆放在镜子前，蛤蟆就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得流出一身油。黑泽明说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蛤蟆，年老时发现一生的种种不堪，被吓出一身油。这也是他给自己的自传起名《蛤蟆的油》的原因。

这个被斯皮尔伯格称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的大师无疑有着东方人特有的谦卑。而这部影片以“水车村”这个梦为结尾，更有着浓浓的东方式的年老归隐的意味。

水车村的原型其实是黑泽明父亲的故乡：秋田县仙北郡车川村。在《蛤蟆的油》里，黑泽明曾这样写道：

这个村的村旁有一块大石头，那石头上永远放着鲜花。凡是路过这里的孩子，都摘些野花放在石头上。我问那些往石头上放花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们都说不知道。

后来问了村里人才明白。据说，明治元年，明治维新政府的官军同幕府旧势力大战，当时有许多人死在这里。村民哀怜死者，把他们埋葬在此，并把这块大石头放在墓穴上，然后给死者供上了鲜花。从此，这个习惯一直传到现在，孩子们虽不明原因，但也这样做了。

影片中，他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了这个情节：

“我”：我来的路上，看到孩子们把花放在桥边的石头上，为什么？

老人：你是说那个啊。我爸爸曾经告诉过我，很久以前，一位浪人死在桥边，村民看他可怜就把他埋在那里，在他的坟头放了一块大石头，还摆了些鲜花。在那儿献花就成为这里的习俗。不只是孩子们这样做，所有的村民走过都会献花。尽管多数人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这一年已经80岁的“我”并不是偶遇小村，而是回到故乡，不仅是地理上，也是血脉上和心灵上的故乡。

在这个淳朴的小村子里，对横死生命的悲悯可以成为一种习俗，即便大多数人不知就里，但是这样自发的善却是他们的天性。

而对正常去世的人就不同了。村民们扛着逝者的遗体，吹吹打打送到山上的墓园。老人说：“一场快乐的葬礼……不是很好吗？在世时努力工作，阳寿尽了，还可以得到亲友、村民的感激。”

蒙田说：“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真正不会感到死之苦恼。”

水车村的觉悟，其实也是临近人生终点的黑泽明的觉悟。

1990年，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影人。也就在这一年，《梦》上映。8年后的1998年，黑泽明以88岁的高龄去世。我想，如果有可能，黑泽明肯定希望像水车村的老人一样，换上鲜艳的红色衣裳，挥着铃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开心地为自己送葬。

因为，他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