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迅之后一百年的小说小读者（2）

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的每个短篇无一不是一个宇宙微型模型：过去、现在、未来、无限……”。事实上世纪的另两位“百科全书式小说”大师—卡尔维诺与写《傅科摆》的埃科，乃至于波拉尼奥，都可说是博尔赫斯宇宙的继承者。与读到这本书其他章节时，我内心的惊叹一样，我原以为中文世界不可能有人，用一篇文章来谈博尔赫斯，但刘剑梅从这盲眼老人的《南方》开始“解梦”，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环形废墟》《神的文字》《阿莱夫》《扎伊尔》《秘密的奇迹》；关于时间悖论、关于从神那里偷夺来的创造论、关于套中套、关于微积分般的“飞矢辩”、关于多元宇宙、关于无限，一路水银泻地，如整套咏春拳眼花缭乱打下来，我们内心会深刻感受：她是真的爱博尔赫斯的重度读者。真的，她娓娓道来这几篇都有讲究，恰是博尔赫斯不同魔术的不同面貌、不同水晶迷宫的建筑设计图，事实上几乎也可以说若我们要挑选“最具创造力的篇小说”，这几篇都是无法割舍的神品。这几篇又各有不同的“扭曲物理学”的逻辑，互相不重叠且向不同想象远处散射。而她也用这个以“图书馆”“迷宫”为隐喻的造梦者、悟梦者，和中国两大“梦之神”—庄子与《红楼梦》做了一个比较，而这样的原该是大论文体量的论证，但她却写得灵光乍现。这也或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几乎将全部的比重押在“写实”，提出了谏言。

在《色彩缤纷的舒尔茨》这篇中，刘剑梅用“私密的个人内在发明的时间”，各种孩童式充满灵性光辉的诗意秘境，像谈论一个自己珍爱的孩子那样珍爱地谈论舒尔茨这个早逝的画家及小说家，那些不可思议、让人心颤动的，美如集邮册、如孩童绘本、如圣经故事又如侦探片的少数被找出而重新面世的画，和那些不断把自己死去的父亲以“不同形态重新活回来”，其实悲惨但又美丽、孩子气、充满原创想象力的短篇。事实上舒尔茨留给世界的小说，数量上远不能和刘剑梅挑选的陀氏、博尔赫斯、波拉尼奥、格拉斯、鲁西迪、格林的作品相比，但她谈论舒尔茨的方式，恰正是这本书给中国读者的一种“小说家不该只是写小说，他应该有全景文明，对绘画、对宗教、对诗、对本雅明式的过去昔日街景或旧物之灵光，开放胸襟的爱”，这似乎也在应答、铺垫更多层次。她在其他章节，以其他大小说家的作品提问的“文学与暴力”“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梦”“文学与国族痛史”，都立足中文小说似乎仍常在“写实”的地表的事实，小说飞行起来，它未必只是技术层面的“魔幻”或“民间那取之不尽的故事”。她在谈论舒尔茨时，那忍不住转速变慢的细品，或也正是这本“关于小说的备忘录”中体现出来的想对中文小说读者的说情或“小说不仅仅是只有小说”，比如“个人的体验”这个书名，在集体人群的观测之外，或许小说家是浸润于他所从出的那个文明时光。文明可能如噩梦被摧毁着，或个人的肉身被暴力撕碎，但那脱离出群体、大我之外的个人，可以是一个不断创造、幻展美丽剧场的秘密永动机。那个秘密可能就是充满迷雾气氛的舒尔茨作品所展现的：对美的真心着迷、画家般在另一个世界静谧的构图、宗教在孩童眼中的神秘感染、探问宇宙星空的自由心灵。

刘剑梅这段写得真好：

原来，疗养院的医生把时钟倒拨，用简单的相对论的道理，父亲在家乡已经死亡了，可是在疗养院，死亡还未到来。然而，“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个“经过反刍的时间”或是“二手的时间”，因为在这样的时空中，父亲虽然在一个跟家乡很相似的小镇租店做生意，可是只能算是个被囚禁在疗养院的半个真人，大多数的时间，父亲和“我”都处于随时随地就会昏睡过去的状态，天天迷迷糊糊，恍恍惚惚，如同行尸走肉。这趟旅程其实是作者的一个梦境，是他往内心转的一段旅程，一段潜意识的找寻父亲和告别父亲的旅程。然而，这趟超现实的旅程，其实也是一次哲学之旅，可以解读为舒尔茨对死亡的思考。他在小说中似乎认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哲学，主张要逃离“沉沦的时间”，也就是逃离那些充满欲求、异化和囚禁自我的时间，而追求真实的活在此在的生存方式。

这当然是一个奢侈的想望：那个“多出来的个人”，便爆出不可思议的光焰。即便如鲁迅、即便如张爱玲，主人翁还是如“磨坊碾盘上的谷粒”，在“中西古今正在剧变的第一时刻中被折磨着”，他们憎恶又战栗，所以可以剥解那些发晕的主人翁，在一群众演剧里被不同方向绷直的悬丝拉扯。

但在这本书中，刘剑梅最让我震撼、佩服的，是她以“文学如何面对暴力”作为关键语，我之前觉得不可能有人，这般全景式地拆解波拉尼奥的《2666》。

作为鲁迅之后年的小说小读者，“暴力”是我们内心里最博尔赫斯式的题目，譬如《环形废墟》式的“梦中造人，但这个创造者同时是他人梦中的幻影”；或是《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那无限且无法概述的让人晕眩之细节，那本然存在如量子态般庞大的动态与位置，只等待观测方法如显影技术的改良，它们就会源源不绝被描述出来；或如《秘密的奇迹》那如同象牙球连环层层繁复镂雕、包裹、隐喻，无数层的腔肠宇宙包裹着小号一点的腔肠宇宙，再循环包裹如俄罗斯套娃，最小的造物即浓缩隐藏着“全部”的源始码之爆炸、展演。如同刘剑梅提到的莫言、余华、阎连科，乃至于如我这样一个世纪年代初文学才启蒙的台湾读者，在鲁迅作品终于不再是禁书的90年代的两三年内，几乎伴着《在酒楼上》《祝福》，同时期读到莫言、余华、马健、扎西达娃的作品，读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甚至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李锐的作品。也就是说那百感交集、新肉将创伤里的脓血、沙砾包裹、结痂的异形，如何以这民族极富弹性与变形能力、阳奉阴违、脚踩下陷的凹洞中却有层层隔板与细支架的话语，吸纳、吞噬、融解暴力的强大爆炸震圈。但这些说故事的话语，本身已是“被暴力重辐射”的残骸。它们所观测的人们，即使只是光天化日、如常运转的人世群像，也都是已经“被暴力穿透过了”的，如同世纪这100年的牺牲、献祭。而以我这样一个台湾读者，也许另有一条小说“变形记”河流，在鲁迅作品中以南方为背景的暴力之后的年，也许我同样在那么年轻时，被那暴力弄得内心阴郁、恐怖，胸臆充满读到的姜贵小说里的暴力，陈映真早期小说里的暴力，李永平《吉陵春秋》里的暴力，李渝《温州街的故事》里的隐秘、低语、白色恐怖的暴力，张贵兴《猴杯》里大历史把个人甩离到边界之外“人不在人的话语里”的丛林暴力，或黄锦树《刻背》那不可思议的鲁迅加奈保尔加博尔赫斯式的“历史虚构吞食蛇”的“除了被遗忘，意图记录下我们这里国境之南、冷酷异境的方式，只能是对大叙事的暴力”，或是舞鹤的《悲伤》里的暴力。但那已更复杂，乃至语言句式皆扭曲融解，如波拉尼奥小说的“病人院”，暴力已将个体陈述历史时间的书写共识击碎，成为狂迷乱语，必须翻到小说叙事传动轴的另一面，重译其被暴力侵夺后的密码。

对我而言，我好像不曾真正停下思索刘剑梅提到的这个“文学可以成为一种隐秘的暴力”，这个反思是站在非常高维的角度，对参与、裹进世纪这年人类恐惧的创作者，对所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人，会如孙悟空见到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孙悟空，激灵灵打个冷战，极隐秘又真挚地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