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1）

每个行走世间的灵魂，都渴望拥有一个有形的家，暂时或永久地驻足。大多数女性作家的写作都比较喜欢围绕着“家”的空间以及“家”的情感和生态。充满烟火气的厨房，松暖的面包，香喷喷的炸鸡和红烧肉，鲜明亮丽的装饰家居的花朵和植物，晒在春日阳光下的湿软的衣服和床单，围绕在膝边的活泼的孩子们—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度生存，无论我们漂泊到哪一个城市或乡村，有女性的地方就有家的温暖，就有双脚踩在泥土中的那种踏实的感觉，就有严酷夜色中抚慰人心的幽黄的烛火，就有一个个美好的当下。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是家中的精灵，是安抚生活中所有伤痛的阳光，是宁静有序的平凡人生的维系者，是家族血脉的传承者。在人生的各种灾难中，家是我们的安全屏障，而把生命投入家庭的充满母性的女性，就是保护家人的四面墙壁。然而，家也是束缚女性的可怕的空间，天天围着灶头打转的女性，被乏味、单调与重复的日常生活所捆绑，女性的时间和生命在寻常生活中一点点消耗，如同水面上的倒影，不留痕迹。家给女性留下的日常碎片、无尽的孤独、难以填补的空虚、心灵的伤痛，常常是女性作家书写不尽的叙述空间。在当代外国女作家中，我最近阅读的三部女性作家的小说都触及家对女性的伤害、或女性对“家”的越界的主题：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以及韩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这三位女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不同的叙述手段，让女性建构的自由生命空间一次次逾越传统家庭的界限，勇敢而坚决地挑战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和限制。

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于1980年出版，一鸣惊人，1982年获得海明威基金会国际笔会奖，同年提名普利策最佳小说奖。不过这之后，她沉寂了许多年，到2004年才出版了第二本小说《基列家书》，获得2005年普利策最佳小说奖。相对于宗教色彩比较浓重的《基列家书》，我更喜欢她的《管家》，因为其中女性写作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女性细腻婉转的情感与大自然的“万物有灵”相互辉映，直击心灵。

《管家》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小女孩茹丝，她的母亲海伦自杀后，她和妹妹露西尔来到年迈的外祖母家，外祖母去世后，两位姑婆来充当“管家”的身份，不久她们就离开了，由到处流浪的姨妈西尔维来继续照料两个幼小的女孩。这部小说探讨的就是“家”和“管家”的问题，其中不仅有实体的家，也有心灵的家。男性在这部小说中，基本上是“缺席”的，唯一在小说开篇的叙述中出现了几次的外祖父，动手建造外祖母的房子，早早就葬身湖底。在茹丝和她妹妹成长的过程中，爸爸始终是缺席的，唯有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也是一部重新定义“母性”的小说，更是一部女性寻找自我认同的小说。

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女孩茹丝成长的“家”—这是一个坐落在爱达荷州指骨镇的家，是早已去世的外祖父亲手建造的“家”。外祖父和他乘坐的列车一起葬身湖底后，家里完全靠坚韧的外祖母来支撑。这个外祖母形象属于传统小说中那个充满母性光辉的形象，跟《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一样，在艰难的生活中，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家庭和子女，无怨无悔。有外祖母的地方，就有家的温馨，世界就不会倾斜。这样伟大母亲的形象等同于家的概念，就连她晾床单的动作都被罗宾逊描述得熠熠发光：“她把三个角夹在晾衣绳上后，床单开始在她手中起伏腾跃，翻飞颤动，发出耀目的光，这件物品的挣扎，欢快有力，宛如裹了寿衣的灵魂在跳舞。”外祖母的三个女儿都非常依恋她，“她们自是紧挨着她，触摸她，好像她刚外出归来似的。不是因为她们害怕她会像父亲那样消失不见，而是因为父亲的骤然消失让她们意识到了她的存在”。可是，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后，就各奔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忘记了她的存在。有一天，第二个女儿海伦突然跑回家，把两个幼女丢给她，然后自己从悬崖上开车驶向湖里，于是，外祖母又开始了守护家的历程，像养育自己的女儿一样养育两个外孙女，直到生命燃尽。“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外祖母看见我们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风中起舞，给我们送来用深盘烤的苹果派，作为一种好心和绝望的表示。”外祖母的存在，是子孙们的生存保障，她如同天空和大地一样，从未改变，而她的死亡，意味着传统家庭观念的死亡。她所代表的深情厚重的母爱精神，是天然的，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但是亲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享受着这样的“母爱”，不懂得珍惜，也不懂得“母爱”后面的女性巨大的奉献与牺牲。直到她去世后，亲人们才发现，生活中有一个巨大的裂口，永远都无法弥补。

继任“管家”之职的姨妈西尔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个拥有自由灵魂的“游民”。她跟外祖母代表的“母爱”完全相反，她更重视保留自己的个性，也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她是一个“另类”的存在，有许多游民的习惯：她总是和衣而睡，不盖被子；她把梳子和牙刷等日用品都放在床下的一个小纸箱里；“她极少脱去外套，她讲的每个故事都和火车或汽车站有关”。她给孩子们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随时准备出门流浪的形象。后来留下来做“管家”后，西尔维准备的饭菜总是冷盘；她喜欢买便宜而无法长期保存的漂亮的小玩意，她不重视自己的梳妆打扮，也不管两个小女孩的穿着；晚上她不喜欢开灯，连吃饭都在黑暗中，让家中的黑暗与户外的黑暗连成一片；她让动物自由出入房子，不久，房子里就满是蟋蟀、松鼠、麻雀、黄蜂、蝙蝠、野猫和家燕等；家里堆满了废弃的杂志和瓶瓶罐罐，家具的油漆剥落或窗帘被烧毁一半，她都无所谓，也不花心思去置换。白天，她自己常常出去游荡，两个外甥女逃课半年，她也不在乎，从不加以管束，反而主动提供请假条。半夜，孩子们常常听到她的歌声、哭泣声和关门声。她没有一个朋友，总是独自一人四处游荡，沉浸在大自然中，喜欢看过往的火车，既不愿意融入小镇的社会生活，也不愿意被“家”所羁绊。火车的意象是流动的，从一个地方开往另一个地方，总在变动的旅程中—跟固定的“家”的空间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镇人们的眼里，西尔维不是一位神志正常的人，反而是一个脱离正常社会的人，活像一个流浪的幽灵和边缘人。与外祖母温暖的有秩序的家相比，西尔维的家是冰冷的、随意的、黑暗的、无序的，跟大自然相连的。她没有提供给两个外甥女传统意义上的“母爱”，而是任由她们自由地生长，如同生活在森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