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的梦（2）

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一千零一夜》的散文里，不仅提到这本书带给他的东方神秘性是无穷无尽的，也强调梦是《一千零一夜》偏爱的主题。他在文中谈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一个开罗居民在睡梦中梦到有人让他去波斯的斯依法罕寻找宝藏，等他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斯依法罕，可是那里的法官却反讽地告诉他，他梦见过开罗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宝藏，后来开罗居民回到了开罗家里，果然在他自己家的花园里找到了埋在那里的财宝。这个故事后来又被博尔赫斯改写成了短篇小说《双梦记及其他》。《一千零一夜》对于博尔赫斯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神秘性，更在于文学比现实世界多了一个维度，可以让人在文学世界中超越人生的困境。他写道：“一个人希望丢失在《一千零一夜》之中，一个人知道，进入这本书就会忘却自己人生可怜的境遇。”而他著名的小说《南方》果真就借助《一千零一夜》而达到了一个双重的世界。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写的就是一个双重世界：既是现实，又是梦，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因果关系，达到了一种人生即梦的情景。主人公达尔曼有一天突然发烧，进了医院后，医生诊断他得了败血症，手术后的日日夜夜，他似乎活在地狱和梦魇中，生不如死，身体仿佛不属于自己，只能任人摆布。可是故事发展到这里，博尔赫斯笔锋突然一转，很快就写到医生说达尔曼可以出院了，于是他就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准备回到他在南方的庄园。在旅行的路上，他又带上了《一千零一夜》—梦的隐喻，博尔赫斯还特地交代了达尔曼带这本书的目的：“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在此，《一千零一夜》是令博尔赫斯可以跨越现实和梦境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有了它，所有难以想象的超越世俗日常生活的梦幻般的场景都会自然出现，而且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在火车上，达尔曼在冥想：“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坐在行驶向南方的火车上的达尔曼，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这一路程带有梦的色彩，打破了线性的时间观：“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后来，火车突然在一个他不认识的车站停住，他下了火车，四周是一片荒野，他走进了一间杂货铺。接下去发生的故事，果然让人感到时光倒错，很像美国的西部片，达尔曼自己坐在杂货铺里孤独地喝酒，可是店里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粗鲁的人要跟他打斗。正当达尔曼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在此，高乔人是城市人对过去怀旧的象征，是都市生活中已经流失的久远的神话，是富有勇气的男子汉的符号。不过，这时候的达尔曼依然是两个人，一个向往着富有英雄气质的死亡，拿着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另一个还想着“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

这篇小说的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读到最后的结局，我们仿佛明白，达尔曼的南方之旅只是他在疗养院里做的一场梦。虽然整个旅程写得充满现实感，许多小小的细节，比如咖啡馆里的猫，都为了增强这种真实感而小心翼翼地铺垫着。可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原来这趟前往“南方”的旅程就是病人达尔曼为了超越现实做的一个梦，是一个类似《一千零一夜》中的文学故事：“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这种梦想成真的结尾就是博尔赫斯心目中文学应有的样子。南方是达尔曼的梦中之乡，尤其在他的身体被疾病束缚的时候，南方更是给了他梦想和希望。那个拿起匕首、义无反顾地走向决斗和死亡的硬汉子，只存在于文学中，只存在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现实中的他其实还待在疗养院里，面对着人生困境，无奈地被自己的身体所囚禁。

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描写了“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富内斯是一个拥有超凡记忆力的人，仿佛连历史中的每一片树叶他都能记住，可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场灾难之后。19岁那年他从马上摔下来之后，“他生活过的19年仿佛是一场大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性特大，什么都记不住。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即使他已经瘫痪，他的记忆力却让他似乎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富内斯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他的身体虽然被监禁在轮椅里，可是他的精神却可以在古今的记忆中自由地驰骋，无论是伦敦和纽约以往的辉煌，还是沸腾现实的热力，还是古老的知识和语言，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叙述者“我”觉得富内斯“像是一尊青铜雕像，比埃及更古老，早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类似于《南方》中的并置—被疾病折磨的身体与浪漫的梦想，博尔赫斯展示了富内斯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是他哪里都去不了的身体，以及他必须面对的无奈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他却拥有那么丰富的精神资源，像一个精神超人，一个完全不被现实束缚而获得精神大自由的超人。而这样的双重世界恰恰就是文学的隐喻，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煤桶，会带着主人公从困窘的现实困境中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