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至暗时刻的君子之道（2）

活下来的人也多活得并不踏实，他们或处于天人交战的心结中难以自拔，或为现实的污泥浊水所沾染。如陈洪绶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捕及避免剃发的耻辱，在诸暨的云门寺落发为僧。但佛门的清静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改号悔迟、悔僧。如傅山70多岁了，还被朝廷要求到京城考试，他住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中，准备以死殉节。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为他求情，希望朝廷免试，授予他内阁中书之职，皇上同意；大学士冯溥要求他必须向皇帝谢恩，即使病了也要谢恩。此时的傅山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

只有少数如黄宗羲、吕留良那样的人仍在“折腾”，他们之所以能够“安顿”下来，是因为他们怀有幻想般的希望，驱使自己去研读、创造学术思想体系、带出弟子。我曾经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有人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有人选择了承担。”殉节者表现，遗民们承担。

也许，我们无法以历史的理性来苛求前贤，他们身在局中，未必明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一度安顿的黄宗羲到晚年发现自己原来是脆弱的，支持他的“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的历史假设，已经被历史证伪，他因此感叹，“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遗民“死不瞑目”。他们没有看透，更没有破局。这不妨碍他们以各种方式哪怕以弱者的方式表达自己存在的尊严，无论是傅山、黄宗羲还是吕留良们都多少挑战了主流，挑战了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迷局。

看透了的人同样面临着尖锐的问题—他还在这个局里，他该怎么办？比如本书中写到的马致远，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在皇帝身边，写过“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方齐贺当今帝，稳坐盘龙亢金椅”这类歌功颂德的谀辞；而到了晚年，他居然还写了“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而马致远是自以为看破了的，他的作品多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经典，如他的《【夜航船】秋思》，“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堪称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生活的见道之作。他确实看透了，但他为什么献媚权力？玺璋先生说，“我们只能用文人的复杂性来解释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身在局中的中国人一般难以看透历史，包括一些文化遗民在内，但看透的人又多如马致远一样逃避责任、游戏人生。因此，历史写作的目的也在于校正历史进程的不足，代历史进行审判。当我们知道马致远的卑污文字时，会心生距离甚至厌恶。这就是历史和人性的现身。

当然，还有一些看透的人，他们登上了历史的彼岸，但他们还要在局中等待正命之日，如严复，作为启蒙思想的先驱，他早已明白我们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差异，但他不得不看着自家文化衰败、沉沦。这就是“既登彼岸舍舟楫，再入轮回做众生”。

在衰败期，在文化被政治、经济革命的时代，在权钱阔者凯歌高进、拜物教盛行的时代，文化的命运最为难堪。世道人心的演进与自己无关，华夏民族的当代史与文化无关。除了殉道者、遗民们表现气节，时代和社会的边缘者还能有什么作为？

那就是回到众生中去。正如龚自珍意识到的，“东山妓即是苍生”。龚自珍们还意识到，历史的发动机不再由达官贵人担当，而是转向山民、海客，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种做众生的事业，能够创造出惊天而感人的历史。因此，马致远们顶多是大读者，把作家和历史的真实读出来了一些，但傅山、黄宗羲、龚自珍、严复们才是大作者，是历史的推手。他们在历史巨变的重大关口，“或出或处”地创造着历史，他们的作品也确实为后来人提供了丰沛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即使不用百年千年的眼光，就拿我们今时今日的感觉来衡量，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身在局中。我们看透了吗？我们能破局吗？相信本书中的诸多人物能够供我们参考，他们的抉择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余世存

2019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