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非实录无以称良史（2）
于是，赵翼更进一步指出：“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陈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曹魏代汉寻求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罢了。不过，“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这番议论见于东晋史家袁宏所著《后汉纪》，作者与习凿齿是同时代人，他对曹丕以禅受之名篡汉称帝的质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对陈寿曲笔回护、阿时媚主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关于这个问题，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讲得更加明白。他说：
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著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攘夺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著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
由于陈寿的虚誉溢美，《三国志》所刻画的曹操，只有“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少了“乱世之奸雄”的另一面，后者则保存在《汉晋春秋》中。《汉晋春秋》现存佚文第九条记载了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
汉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被，自后不敢复朝请。
白描似的几笔，就画出了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面相，年轻皇帝的孤弱无助和心有不甘亦跃然纸上。陈寿以曲笔书写历史的另一手段是“讳败夸胜”，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在魏晋与蜀汉的兵争中，魏晋胜则直书，魏晋败则不书；反过来，蜀汉败则大书特书，蜀汉胜则不书或少书。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伐魏，《魏书·明帝纪》仅记曰：“三月，……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至于《蜀书·诸葛亮传》，提及此事时也仅记曰：“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倒是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近四百字，将诸葛亮如何寻找战机，司马懿如何临阵避战，乃至诸将讥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他仍犹豫不决，终至大败的详情，翔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正文绝妙的补充。
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又以十万之众再次伐魏。《明帝纪》记载：“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至八月，“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陈寿这段记述意在给司马懿留面子，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耳请战邪！’”这里所述的，竟是一个怯战避让而又顾及名誉，以千里请战、诡对诸将的司马懿。数月后，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汉晋春秋》又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陈寿未必没有掌握这些材料，但他宁肯舍弃也不予采纳。取舍之间，自然有史家的心机。陈寿本蜀人，与其父两代仕于蜀汉，但他撰写《三国志》时，却处处以曲笔回护曹氏与司马氏“伟光正”的形象，甚至罔顾事实，不以“实录直书”叙事著史。刘备称帝，国号汉以绍汉统，在他笔下，却以其在蜀地而改称蜀国。而且，他对三国的态度亦有厚有薄，曹操及魏国历代国君都立“纪”，而吴蜀二国国君则立“传”；《魏书》对刘备、孙权称帝皆不书，而二君即位却要在蜀吴二书中记明魏国年号。凡此种种都说明，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对其处境是有所考虑的。赵翼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赵翼或有“回护”陈寿之意。毕竟，《三国志》是一部难得的史著，陈寿也是一位难得的“史才”，但距“良史”是不是还有差距呢？有人就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北宋唐庚在其所著《三国杂事序》中就曾提出质疑：“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话虽然说得很重，却也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对史家来说，这毕竟是不可原谅的，也是正直而有良知的史家不肯做的，著史者不能因为政治的淫威而丢弃史家的良知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的写作恰恰成了著史为政治服务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