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中国的路德？（3）
黄氏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耿定力《诰封宜人黄氏墓表》说：“家窘甚，佐以女红。糟糠不厌，而养其舅白斋公，务致甘脆品。迨卓吾官尚书郎至太守，称贵显矣。宜人甘织，勤同女奴杂作。卓吾艾年拔绂，家无田宅，俸余仅仅供朝夕。宜人甘贫，约同隐深山。卓吾乐善好友，户外履常满，宜人早夜治具无倦容。卓吾轻财好施，不问有余，悉以振人之急，宜人脱珥推食无难色。卓吾以师道临诸弟甚庄，宜人待妯娌如同胞，抚诸从若己出。贤哉宜人，妇道备矣！而卓吾尝曰：‘是妇也，惠则惠矣，未知道也！’”李贽承认妻子很贤惠，但也为她不能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感到遗憾。回到故乡的第二年，黄宜人就在泉州去世了。李贽得到消息已是四十天之后。当时，女婿庄纯夫恰在麻城，于是他写了墓碑碑文交庄纯夫带回镌石。耿定力《诰封宜人黄氏墓表》说：“讣闻，卓吾不为恸，而友卓吾者忉怛不胜。”这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朋友都为之感到不胜悲痛和忧伤，他自己怎能“不为恸”呢？其实，黄宜人的死让李贽十分伤心，他曾写下《哭黄宜人》六首表达自己的哀思，后来又作《忆黄宜人》二首，称赞她的贤淑。他写信给女婿庄纯夫，说到与妻子的感情：“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尤难割舍也。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耳。尔岳母黄宜人是矣。独有讲学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余则皆今人所未有也。”又说：“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入梦，但俱不知是死。岂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他要庄纯夫持此信在其岳母灵前“苦读三五遍，对灵叮嘱”，叫她“幸勿贪受胎，再托生也”，而要“等我寿终之时，一来迎接”。黄仁宇说：“文字的凄怆，令人不忍卒读。”
不过，李贽的言行还是引起了周围朋友的不安。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久的耿定向，就担心李贽可能教坏他家子弟，“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耿定向的这种担心，在他写给周思久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卓吾之学只图自了，原不管人，任其纵横可也。兄兹为一邑弟子宗者，作此等榜样，宁不杀人子弟耶？……惟兄仅一子，孤注耳，血气尚未宁也，兄若以此导之，忍耶？”在给周思久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愚尝谓《中庸》不言性之为道，而曰‘率性之为道’，人误以任情为率性，而不知率性之率，盖由将领统率之率也。目之于色，口之于味等，若一任其性，而无以统率之，如溃兵乱卒，四出虏掠，其害可胜言哉！”
对于耿定向的指责，以李贽的好强喜辩，是决不肯沉默不语的，他必定要予以反驳。在《答耿中丞》中，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不仅不认为必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且还认为，以世人之是非为是非，亦“大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为渠之轻重也审矣，且渠初未尝以世人之是非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为是非，渠之行事，断必不如此矣”。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表现为两个向度，向外要斩断世俗伦理的羁绊，他的弃官、弃家以及最后的弃世出家，都是为反抗世俗伦理所做的努力。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他谈到落发的原因：“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徒然去发，非其心也。”落发的另一原因是不愿接受地方官管束，他自称“流寓客子”，所谓“流寓者，贤隐逸名流也”，而“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是可以不受地方官管束的，“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可见，为了保持其“独立”“自由”的本性，李贽真可谓费尽了心机。然而，他的这种诉求和行为，直接挑战了数千年来形成的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宗法制度和根深蒂固的血亲家族观念，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李贽的危险性首先就在这里。如果任其传播，帝制的统治基础势必被瓦解。所以，以名教卫士自诩的耿定向辈，对李贽这个异端不能不以激烈的批判态度对待之。
另一向度是向内的，即摆脱孔孟程朱的精神束缚，不承认绝对精神权威的存在，主张在孔子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可以成为圣人。恰如他所崇敬的王学大师罗汝芳所言：“古今学者晓得去做圣人，而不晓得圣人即是自己。”如果说李贽与路德确有相通之处的话，应该就表现在这里。他在给耿定向的信中说：“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非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