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中国的路德？（2）
李贽在泉州服祖父丧，他的妻女在数千里之外的辉县靠种田织布为生。那一年河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两个女儿病饿而死，另一个女儿和妻子黄宜人因朋友接济才侥幸活了下来。三年后，他与大难不死的妻女重相聚，“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他曾有过四男三女，除了大女儿，其他六个孩子都因贫病交困而先后死去。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一直伴随着他，即使是在礼部司务和南京刑部员外郎任上这十年，他的官俸也是很微薄的，甚至不足以糊口，直到他就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后，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生活才逐渐有所改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家人的生计问题，他入滇途中经过黄安，便将其女及女婿留在这里，住在耿定理家的五柳别墅。最初，他想只身入滇，把妻子也留下，但其妻黄氏强要同行，遂“与偕行至姚安”。他并不否认做官的目的就是追逐名利，但他却能“节俭自将而惠不啬己”，袁中道《李温陵传》也说，李贽在姚安任上，清廉简朴，于“禄俸之外，了无长物”，离开姚安时，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车中仅图书数卷”。他有钱的时候不多，耿定力说：“卓吾艾年拔绂，家无田宅，俸余仅仅供朝夕。”然而，一旦有了钱，“或以千金与人，如弃草芥”，耿定力也说他“乐善好施，不问有余，悉以振人之急”。他刚到姚安时，看到“庙学颓圮”，马上“罄俸以营之”。李元阳还作诗称赞他：“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
李贽在姚安干得不错，上司欣赏，同僚夸奖，士民赞颂，“巡按刘维及藩臬两司汇集当时士绅名人赠言为《高尚册》，以彰其志”。很多人都看出，李贽前途无量，很快就会“加恩或上迁”。但在离知府任职期满尚有数月之时，他却携家眷到楚雄见巡按刘维，请求辞官。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与他在学术上针锋相对的骆问礼，此时正丁忧在家，得悉李贽辞官的消息，复信杨道会，说：“卓吾兄洁守宏才，正宜晋用，而归志甚急。不孝力挽。三年屈首，非其本心，今遂其高矣。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热，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很显然，士林对李贽辞官的反应多为理解、欣赏乃至赞赏。然而，家人似乎并不理解他的这种行为。虽说妻子黄宜人是出了名的贤淑，并不反对他辞官，而且表示愿与他同隐深山，但李贽在得到允许可以辞官后，仍滞留云南，不肯动身，让宜人感到十分担忧。顾养谦曾经写道：“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则以其室人昼夜涕泣请，将归楚之黄安。盖先生女若婿皆在黄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愿得归黄安云。”李贽后来很感激顾养谦，他在写给焦竑的信中说：“我当时送顾中丞入贺，复携妻室回府，此时已将魂灵付托顾君入京邸去矣。数月间反反复复，闭门告老，又走鸡足，虽吾宜人亦以我为不得致其仕而去而闷也。及已准告老矣，又迟回滇中不去，遍游滇中山，吾岂真以山水故舍吾妻室与爱女哉！”
李贽在辞官的第二年初夏携家眷来到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他有意选择黄安作为终老之所，是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袁中道《李温陵传》载：“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他自己也曾说过：“新邑僻陋实甚。然为居食计，则可保终老，免逼迫之忧。何者？薪米便也。”他们似乎讨论过回老家泉州还是定居黄安的问题，李贽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他说到不愿回乡的理由：“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的渴望。
但问题未能最终解决。黄宜人虽然暂时顺从了李贽的决定，在黄安住了下来，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回家的努力。万历十二年，耿子庸卒，李贽打算离开黄安，到南京去找焦竑，后来考虑到焦竑正丁父忧，生活穷困，未必能招待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这时，耿定向之子耿克明想替焦竑在黄安买田置屋，李贽极表赞成，鼓动焦竑前来。他在给焦竑的信中问到妻舅黄屿南是否曾到南京找他，听说黄屿南是来劝他回籍的，他说：“黄屿南自别后便无音信，何从得此无根之语耶！弟欲就兄终老，此心未尝顷刻忘，直以贱内日夕欲归，故尔迟迟未决。”看来，直到此时，李贽都未能说服妻子安心留在黄安，而黄宜人也未能说服李贽落叶归根。万历十五年，李贽决定将眷属送回闽中。他在给曾继泉的信中说：“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牵挂，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这时，李贽六十一岁，在外漂泊已三十二年。黄宜人终于得以回到久别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