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3）

黄宗羲很重视学校的作用，他设想中的学校类似于近代社会的舆论中心和代议机构，不仅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在《学校》篇中，他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表示不满，主张“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从而营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良好社会风气，这里面或许包含着以学术制衡政治的设想。他还要求，在中央政府，天子乃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有评点朝廷政治得失的权利和义务；在地方政府，郡县官员要在地方学官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对于其他方面，如人才的选拔、官制、吏制、兵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他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他反对以八股取士，主张取士要宽，用士要严，并提出八种取士方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他认为，宽于取才能不埋没人才，严于用才能不给投机分子机会。他指出，明代官制的腐败，在于宦官和胥吏的横行，而宦官专权的祸首却是皇权，他归结为“人主之多欲”，而解决的办法不过“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而已。当然，根治这种痼疾，只能从限制皇权，或者变君主制为民主制入手，进而缩减后宫的规模，控制阉人的总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失为限制皇权的一种措施。

至于胥吏的弊害，他提出两种解决办法：“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胥吏按其职役的性质分为胥和吏。前者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后者是官府中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自宋代王安石把差役制改为雇役制，临时被官府差遣的走卒，就变成了由官府雇用的职业差役。他们既身在官府，便可能依仗官府势力，胡作非为而无所顾忌。吏与胥不同，吏是在吏部注册的，有公食银和任期，经考核期满可以进入官的行列。他主张用士人为吏，主要在于士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吏的道德水平，同时，也可以扩展士人的出路。

黄宗羲主张设置方镇，其出发点固为国防之需，其中也有以地方自主权分天子之权的用意。在他看来，唯有设置强有力的沿边方镇以为监督，才能防止中央滥施暴政。他对于兵制的思考，其实是在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这个大框架内展开的。与方镇的设置相配套，他主张采取卫所制与屯田制相结合的办法，兵民一体，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同时，文武职官合为一途，武将应接受文臣节制，从而有助于形成地方的自治。

在经济制度方面，他写了《田制》和《财计》各三篇，前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他力主恢复井田制，认为既然卫所屯田是可行的，那么，“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和屯田没什么两样。他嘲笑反对恢复井田制的人，“是不知二五之为十矣”。事实上，这是从儒家虚构的“三代之法”出发构建出来的理想化的经济模型，不过是黄宗羲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从现实的角度言之，他的这一构想，又有解决农民无地可耕，而皇室、外戚、阉宦及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之弊的意义，也为合理赋税、公平赋税奠定了基础。他在财政方面的设想，主要是“废银用钱”，其出发点是解决明末实行赋税征银给百姓造成的繁重负担，而并非以改革货币流通体制为目的。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明中晚期市民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从而将“工商”提到与“农”相等的地位，超越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是有进步意义的。

我们既对《明夷待访录》的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那么，这部书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已经不重要了，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他的“三代”情结。“托古改制”本是君主制下希望有所作为的士君子惯用的手法，从孔夫子到康有为，无一例外；二是他的“天下”观。这也许可以追溯到孔子作《春秋》，梁启超把《春秋》称作“孔子所立宪法案也”，其中的微言大义，主要体现为“张三世”“通三统”的学说，三世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升平又谓之小康，太平则谓之大同。梁启超指出：“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又说：“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还说：“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略，然其统中绝，至本朝黄梨洲稍窥一斑焉。”这就是说，黄宗羲传承了孔门儒学之大同天下学说，并将之应用于对未来社会演进的思考。而他思考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载孔子对子游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也是支持他相信“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的思想基础。不过，这一信念在康熙十八年他69岁的时候却发生了动摇，因为他所看到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大壮”盛世，而是“夷狄”统治下的“康熙盛世”。尽管他在晚年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但在临终前几年，他还是发出了“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的慨叹，从而宣告了这一信念的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