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坚守中方显儒生本色（1）

我们应该庆幸，

在军事的抵抗失败之后，还有吕留良这样的文人，以学术思想为利器，

做最后的挣扎。

写过黄宗羲，接下来，不能不写吕留良。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关系，始于互相倾慕、惺惺相惜，而终于谩骂诋毁，睚眦必报。他们都是明遗民中的代表人物，并以遗民身份终世。黄宗羲年长吕留良十九岁，甲申国变之时，黄宗羲三十四岁，已然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吕留良只有十五岁，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以身殉社稷，吕留良闻知，“号恸几绝”。不久，清兵南下，江南覆没，各地义师，发愤讨贼，他的侄子吕宣忠“往从之”，他则“盖亦与焉”。于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铜炉石镜间，窜伏林莽，常数日不一食”，然而，事竟不就。兵败之后，宣忠被执，殉难虎林，作为叔叔的吕留良悲痛欲绝，以至于呕血“数升”。随后，四兄瞿良、三兄愿良又相继过世，留良几近绝望。

吕留良是遗腹子，父亲吕元学在他出生前四个月就已辞世，是三兄嫂愿良夫妇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他三岁时，三嫂亦亡；十三岁，生母也去世了。吕留良家在浙西崇德不算名门望族，他的父祖兄弟中，只有叔祖吕炯和生父吕元学是举人，没有出过进士，故社会政治地位不高。虽因经商和经营土地，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却挡不住官府的敲诈勒索。特别是在义军失败、返回家园之后，作为有过抗清经历而又有些家产的家族代表，吕留良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关系不错的朋友都说：“君不出，祸且及宗。”可见，那时他的压力是很大的，搞不好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安危。因此，到了清顺治十年，“不得已，易名光轮，出就试，为邑诸生”。

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意味着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对明遗民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此，吕留良一直都很纠结，心情也很沉重。他在《友砚堂记》中写道，由于好友孙子度去年离世，他心情不佳，“益落魄不自振”。后在《与张考夫书》中，他又痛责自己“旋以失脚俗尘，无途请益”。不久，由黄宗羲的二弟黄晦木引荐，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杭州孤山订交。那天，他们共同的朋友高旦中也在座。黄晦木与吕留良早在十八年前就有过一些来往，此度再次相遇，相互留下很好的印象，愿意成为朋友。于是，黄晦木先介绍他认识了高旦中，随后又把黄宗羲引荐给他。

其见面过程颇有值得玩味之处。根据吕留良《友砚堂记》记载：“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言会予于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冲曰：‘斯可矣！’予谢不敢为友。固命之，因各以砚赠予，从予嗜也。”这种情形也许让吕留良感到有些尴尬，毕竟像是在经历审查一般。不过，黄宗羲随后的态度是友善的。他与晦木、旦中各以一砚赠吕留良，这些砚的原主人都是一时名士，转赠显示了很重的友情。吕留良也很在意这种友情，不仅“以‘友砚’名吾堂”，而且写了《友砚堂记》以为纪念。

吕留良很早就参与了编选时文的工作。所谓时文，就是科举时代应试必用的八股文。就像今天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要买教辅和历届作文选一样，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很少有不把这种时文选本作为必备参考书的。然而，在与黄宗羲订交的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十八年，他忽然辞去做了近二十年的时文“编辑”。他的儿子吕公忠在《家训》中写道：“辛丑岁，先君子始谢去社集及选事，携子侄门人读书城西家园之楳华阁中。”固然，我们不能肯定是与黄氏兄弟交往促成了吕留良在思想上的觉醒。实际上，他在应陆雯若之邀所作《庚子程墨序》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谢去社集坊选，是因为二哥茂良责备他外务管得太多，反把自己的学业荒疏了，并把他禁足在梅花阁中，让他谢绝宾客，专教子侄等读书。

然而，五年之后，吕留良又做了一件让“一郡大骇”的事。康熙五年丙午，在生员考试前夕，他造访本县学官陈执斋先生于寓所，把他去年作的一首诗出示给陈先生，并“告以将弃诸生”，宣布放弃秀才身份，且嘱其为之善全。诗是这么写的：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陈执斋听了他的这番话，又读了他的诗，开始有点发懵，没反应过来，“既而闻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难，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耳。’于是诘旦传唱，先君不复入，遂以学法除名”。对他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终于把他与清朝的关系做了个了断。亲戚朋友听说他“被”革了秀才都为他感到可惜，担心他得罪了学官而惹出什么事端。然而，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怡然自快”，针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应，他欣然表示：“丙午所为，亦一时偶然，无关轻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长足录，未免称许过当。闻者因而疑之议之，亦其情也。”他在另一首诗中更进一步表达了丢掉心头重负之后的畅快：

僮无人色婢仓皇，底事悬愁到孟光。甑要不全行莫顾，箦如当易死何妨。十年多为汝曹误，今日方容老子狂。便荷长镵出东郭，豆花新紫菜花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