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坚守中方显儒生本色（3）
除了“攀高枝”和喜新厌旧的讥讽，他们还怀疑黄宗羲不辞而别，是因吕留良弃去青衿而想要避嫌。严鸿逵注《问燕》诗便说：“盖自丙午子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菴家。”吕留良刚刚宣布放弃秀才的出身，与清廷一刀两断，黄宗羲便离开吕氏的梅花阁，转而去了绍兴的姜府。姜定菴是什么人？他是清朝回籍待缺的官员，黄宗羲与他搞在一起，不是投靠是什么？在《复裁之兄书》中，吕留良讲到问题的根本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数年以来，屏弃一概，披胸纳腹，其跡甚隘，虽敬爱如吾兄，然比之犹觉有间，他可知矣。意向冷灰冻壁中，寻取一个半个肯屈头挑担汉子，同钻故纸，蚀残字，求圣贤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内而已。乃弟所求者在此，而人所求者又在彼，凡所为说道理，论文字，只如游方和上，入门口诀耳。”
对于吕留良与黄宗羲是否因思想分歧而最终分手，钱穆先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晚村丙午弃举，翌年丁未，梨洲与姜定蓭、张奠夫复兴证人讲会，而晚村此后即招张杨园馆其家。自是梨洲以王、刘学统自承，而晚村则一意程、朱，两人讲学宗旨渐不合，而卒致于隙末焉。”把吕、黄之间的恩怨，归结为儒学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争，看似有些玄虚，但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言之，似乎又不无道理。中晚明至清代，王学与朱学此消彼长，将多少读书人裹挟其中。吕留良与另一个朋友陆陇其，在形迹上未见得多么密切，但他们之间能够声气相应，就在于他们都认定“朱子学”是孔孟的门户，而“阳明学”是亡明的祸胎。
梁启超也曾指出这一点，他说：“清初因王学反动的结果，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而且，“气节品格能自异于流俗者不下数十辈，大抵皆治朱学。故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之前，朱学不能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然而依草附木者流亦出乎其间，故清代初期朱派人独多而流品亦最杂”。
其中的缘由，梁启超认为在于清廷的介入。清初那几位皇帝，是想找一些汉人为其奔走的，但“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其望风迎降及应新朝科举的，又是那群极不堪的八股先生，除了《四书集注》外，更无学问”。所以他说：“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其原因在此。”其中是有令人佩服的伏处岩穴暗然自修者，但那些“以名臣兼名儒”的大人先生们，只能说是“一群‘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他甚至痛责：“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程朱之学在清代的这种身份，就带来了如何理解和评价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时文的问题。《清吕晚村先生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赉认为，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古文制艺文都有很深刻的含义”，“他的尊朱并不是同陈白沙一流的静坐为尊朱，他的评选制艺也不像马二先生一样为制艺而评选制艺。陈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为目的，马二先生的评选制艺也是以制艺为目的；他的尊朱和评选制艺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这些绝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恢复民族’上”。根据他的看法，吕留良评选制艺是别有寄托，“偶于时艺，寄发狂言”；而尊朱不过是以程朱做个向导，“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而且，“他的尊信孔孟也不同一般人的尊信孔孟。一般人的尊信孔孟是在伦理学方面的仁义彝伦上和哲学方面的性理等，他却是在政治学方面的‘夷夏之防’，这是他和人家尊孔的不同之点”。
钱穆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这个宗旨就是“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王”。虽然他也是尊朱辟王的，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并未因此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好处，“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他虽然“以发明朱学为务，而其入手用力，则以批点八股文章为主”，而他这样做，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感叹：“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钱穆因此称道，“惟晚村乃藉朱子义理，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卓然成异彩”，并且“晚村以八股文明道之苦心，要亦未可轻讥矣”。
诚然，吕留良在当下多有争议之处。有人指责他的“夷夏之防”是狭隘民族主义，而肯定他的思想就是“漂白”他。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忽略了三百多年前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环境下，选择投降还是选择反抗，选择合作还是选择逃避，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这样的民族主义感情在雍正皇帝“普遍主义”的权力压迫之下被瓦解了，丧失了合理性，那么无论如何都是使人感到无比伤痛的事。我们应该庆幸，在军事的抵抗失败之后，还有吕留良这样的文人，以学术思想为利器，做最后的挣扎。“当时站在这条战线上的人，比他较先辈的有顾炎武、黄宗羲、张履祥等，比他较后辈的有全祖望等。这些人虽都是传播民族思想到民间的巨子，可是他们看到时势已不可为，都改为独善其身仅做消极不合作的抵制，而晚村先生除与他们取同样的态度拒绝清政府博学鸿词山林隐逸等征聘外，还借评选制艺文字做积极的宣传”。他的这种作为直接造成了此后因曾静一案而带来的剖棺戮尸、家破人亡、著作毁版的悲剧性后果。但“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而晚村又继之曰‘原是重节义，不是重功名’。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这何尝不是一个儒生固有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