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1）

有清二百余年，

皇上连下御旨要求臣子读一本书，除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

怕是只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得到了这份殊荣。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百日维新期间，孙家鼐上《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刷印一二千部，发给群臣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疏文如下：

窃臣近日恭读诏书，力求振作，海内臣庶，莫不欢欣鼓舞，相望治安。顾今日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医病者必审其周身脉络，何者宜攻，何者宜补，次第施治，自能日起有功，若急求愈病，药饵杂投，病未去而元气伤，非医之良者也。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

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这个孙家鼐固非等闲之辈，此人为咸丰九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后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署礼部、吏部、刑部、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他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执掌京师大学堂，为首任管理学务大臣。他是帝党的核心人物，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朝议主战，他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尤不希望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甲午失败，朝野震动，他的思想随之一变，对朝廷的腐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非变法不足以自强。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京创立强学会，他“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不久，御使杨崇伊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弹劾强学会，认为其“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强学会遂遭清廷封禁。而孙家鼐“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将强学会改名官书局并主其事。他屡向光绪帝推荐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寿潜的《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书，他不仅希望皇上能“留心阅看，采择施行”，更建议皇上将《校邠庐抗议》发给群臣讨论。

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的意见，当天就发出上谕：

谕内阁：孙家鼐奏，敬陈管见一折，据称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最为精密，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请饬刷印颁行等语。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

六月初六，光绪皇帝再次就此事发出上谕：

谕内阁：前据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刷印发交部院等衙门签议，尝经谕令荣禄迅速刷印，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即著按照单开，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

六月十四日，《校邠庐抗议》发至各衙门加签。

光绪皇帝何以如此重视《校邠庐抗议》这部书和孙家鼐的建议呢？有清二百余年，皇上连下御旨要求臣子读一本书，除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怕是只有冯桂芬的这部《校邠庐抗议》得到了这份殊荣。更何况，《大义觉迷录》是皇帝自己编著的，而《校邠庐抗议》却是臣子所著。可以想到的理由，除了孙家鼐在奏折中提到的三条，即推动变法、广开言路、考察官员，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名气太大了。其实，在孙家鼐之前，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翁同龢已经向他推荐过这部书。他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四的日记中曾记此事：

初四日早阴午晴，……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可见，在孙家鼐奏请刷印此书、交群臣讨论之前，光绪皇帝对冯桂芬的这部书已不陌生，甚至颇有好感，所以才选出六篇，单独装订成册，请翁先生过目。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选了哪六篇，但由此可以体会他对此书的重视程度。其实，早在皇帝看中此书之前，也即在它的传抄阶段，一些地方大员和知识精英就对此书多有赞许，评价极高。此书虽说完成于咸丰十一年，却不妨看作是他多半生的积累。冯桂芬是苏州府吴县人，生于嘉庆十四年，字林一，号景亭，晚号怀叟。年轻时，他也曾奔走于科举之途，以博取功名仕进，却又不甘于此，总想着能在经世致用上有所作为。他既以“景亭”为号，“林一”为字，其中便寓意着他对顾炎武道德学问的景仰。他十八岁院试中秀才，二十三岁乡试中举，三十一岁会试高中榜眼，赐进士及第，用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然而，进士及第的冯桂芬似乎并没有看到实现其远大抱负的机会。尽管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但这毕竟是个闲职，礼遇虽优却并无事权。在京十年，除了到广西做过半年主考官，他并未得到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这对于想做事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折磨。他又不善交际，疏于走动，也就更少了为国事贡献其才华的可能。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其子奕詝继承皇位，改第二年为咸丰元年。新皇帝总要有点儿新气象，何况鸦片战争后内外危机四伏，于是咸丰帝诏告内外大臣各举贤才。当朝大学士潘世恩举荐了林则徐、姚莹、邵懿辰与冯桂芬。潘是咸丰皇帝的师傅，地位显赫，得其力荐，冯桂芬正可在仕途上一展抱负。不幸的是，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其父冯智懋去世，按规制，他必须回籍守制，眼看着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离开京城，回到故乡苏州，反而找到了更加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守制期间，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朝廷支持下大力整顿淮南盐务，邀他一同纂修《两淮盐法志》。这段经历让他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盐政的历史和现状，对淮盐的弊端感受尤为深刻。日后他作《校邠庐抗议》，其中有一篇《利淮盐议》，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启发。就在他守制期限将满的时候，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了。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屡挫清军，迅速占领金陵。长江下游一带，尤其是作为江苏首府的苏州，遂成为抵抗太平军的前线。咸丰三年春，冯桂芬正准备赴京供职，江苏巡抚许乃钊代传圣旨，要他在籍参与劝捐、团练，不必到京城来了。

这道圣旨不仅改变了冯桂芬的行程，也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他恪尽职守，特别是在剿灭上海小刀会的过程中，募捐、筹饷、募勇、筹办军火有功，被赏五品顶戴，以中允即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并上奏朝廷，为他请求奖叙，但他致信吉尔杭阿，申诉其有“不可叙者五，不愿叙者二”，尤其是劝捐、团练。他说：“将叙劝捐邪？凡在邻里乡党，罔非兄弟甥舅，减彼之财，增己之秩，于情安乎？其不可一也。将叙团练邪？敝郡风气柔弱，习与性成，某等奉诏以来，三年于兹，虽备用其训练申警之方，汔未改其荼靡隋窳之习，万一有警，断不足恃，不遑引咎，讵敢计功？其不可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