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1）

多年来，

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

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

有时真的很不容易。

2018年是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120年前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维新变法的开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起者与实际决策人。从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到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发动政变，只经过了短短的103天，变法即归于失败，但就在这短短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上谕”，这些以更张旧制、弃弱图强为诉求的“新政”，不仅令国人惶惑不安，也震惊了世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实现国富兵强的新的可能性。

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草拟了这道《定国是诏》。据说，他在草此诏时参考了之前监察御史杨深秀的《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以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请明定国是折》，而他们二人的这两道奏折，都是一直积极推动变法的康有为代拟的。这侧面表明康有为是戊戌变法最直接的推手，称他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和灵魂”，一点儿都不过分。按照孔祥吉先生的考证，戊戌数月间，可以确认为康有为手撰的奏折便有七十四篇，甚至还不止此数。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陈其璋、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文悌、李盛铎、王照、麦孟华等人呈递的。显而易见的是，从兴起、发展，到受挫、失败，百日维新始终都贯穿着康有为的影响与作用，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同为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张元济，政变后曾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张元济说的不错。康有为确是个开风气的人物，戊戌变法亦是一场开风气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说，狭义的戊戌变法固然专指戊戌年6月至9月这103天，而广义的戊戌变法则应该包括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广泛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在政治上虽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说失败得很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则如江河横溢，不可阻挡，其影响不可估量。尽管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废止了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绝大部分新政，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变则生，不变则死，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这场思想风暴，一直刮到20世纪70年代，搅动着那一潭死水。

近年来，关于康、梁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众声喧哗，意见纷呈。比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本来没这么大，由于事后他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将其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者多以他们提供的这些材料为依据，故而高估了他们的作用。另一种认为，康有为应该为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负责，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进，是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意见，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责他狂妄自负，导致了与其他改革势力离心离德，像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群体，不仅不与他合作，甚至给他拆台，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再有一种看法更充满戏剧性，据说慈禧原本并不反对变法，如果不是康有为处理不当，竟想要鼓动袁世凯兵变，围慈禧于颐和园，慈禧是不会突然变脸，发动政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说法在坊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只要是改革、变法，都很难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仅当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复如此。事实上，在清末那样一个万马齐喑、万喙息响的年代，康有为的举动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对读书人的管控是极严的，不能随意谈论政治，更不许随意上书。康有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许问政的禁令，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时危，是冒着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由此可见他的气概和胆识，确有过人之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就写道：“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曾忆起康的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的情形，“举国目为怪”，“咸以康为病狂”。而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又称为《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撰写于光绪十四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在此次上书中，康氏“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内政不修，国事败坏，耽于安乐，兵弱财穷的现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在他看来，中国“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

如果说这是康有为为清王朝敲响的警钟，那么，很显然，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因此从昏睡中醒来。仅仅时隔六年，中国就遭遇了更加惨重的失败，而这次竟然败给了自己的邻居—“蕞尔小国”日本。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国独立，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这些人都是前来参加会试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将成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跃在他们中间，不遗余力鼓动“公车上书”，力陈变法图存，痛下哀声。康氏很快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众多举子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