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风云中的徐世昌（1）

袁世凯告密绝非戊戌政变的唯一原因，它有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

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中帝后两党的权力之争起主导作用，慈禧固然并无仇视新法之意，

但她或许在意由谁来确立新法，

以及谁来任命推行新法的人。

历史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这一页，徐世昌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已是第三个年头。徐是袁的老朋友，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微服潜逃回国，李鸿章令其与他人同办转运。这个微末之职与他所期待的“从此可跻高位”相差甚远，但他是个玲珑剔透之人，京城的环境恰好给了他广结官员的机会，也成全了他对异路功名的热望。他在写给其兄世敦、世廉的信中提到：“正在侘傺无聊之候，忽遇契友阮君斗瞻，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门下。得其承介，晋谒直督荣中堂。”这里的李总管，即大太监李莲英，而荣中堂即荣禄，此时他是直隶总督。这一次袁世凯心遂所愿。由于朝廷不满于绿营的涣散，急欲编练新军，荣禄正为此物色人才。袁世凯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他在晋谒荣禄时详细回答了有关外国兵制的提问，荣中堂甚为满意，很快将他介绍给李鸿章。李鸿章是了解袁世凯的，他说：“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遂合词奏保，即蒙召见，奏对称旨，奉谕派为北洋练兵大臣。”

这是袁世凯自己的说法。然而，袁世凯督练新军究系何人所荐，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说：“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阳主之。”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别署庸庵居士，光绪十二年丙戌进士，当时在京城译署为官。他这里提到的常熟，即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高阳即清流领袖李鸿藻。他们同为军机大臣，提携一个军务处的下级官员，自然不在话下。据说，袁世凯结识李鸿藻，是徐世昌介绍的，袁还乘机向李递了门生帖子，算是拜门。他“以曾在朝鲜为其国王练军，自诩知兵，乃奔走于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之门，而以训练洋队之说进，李鸿藻、荣禄均为所动，而李尤激赏，谓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乃嘱袁草拟练兵要则及营制规章，凡数千言，大旨则步兵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乙未十月，督办军务处商定，调胡燏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兴造津芦铁路，并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袁世凯督练”。

徐世昌与清流素有往来。他与陈夔龙均为同年同榜知名者，区别仅在于陈夔龙改部曹，他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光绪十五年己丑,散馆，又授编修。按照清朝规制，散馆相当于一次后备干部考核，“前科庶吉士于下科殿试前，再经廷试一次，课以一赋一诗，仍以殿试卷书之，亦分一、二、三等。一等与二等前列，可留馆授编修、检讨，余以主事分部，仍候补或知县即选”。看来，徐世昌这次考得不错，取得了编修的资格，如果再有一次翰林大考，加以很好地发挥，或可超升，进而成为侍讲，或外放学政，也未可知。然而，“翰林大考无定期，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次”。光绪二十年甲午大考，徐世昌恰逢其时，可惜的是，他“未列上考，不得记名，遂思以知府截取，分发河南，未及行，适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奉诏治军小站，号新建陆军，奏调世昌会办参谋营务处，此为徐氏与北洋军系发生关系之始，而一生功名事业，亦即从兹发轫”。

袁世凯既已走马上任，便向徐世昌发出了邀请，他的《与徐菊人书》写得非常诚恳：“老哥困居翰院，将届十年，虽则得过试差，门墙桃李，遍植九州，而欲望循序升职，限于前辈之当先，缺少人多，擢升之期遥遥无望，不如改弦更张，屈就武职，别图异路功名较为迅速也。弟之练兵处，月饷约十万左右，需人佐理，拟奏调老哥为练兵处提调，兼任饷糈事宜。虽属大材小用，而建功列保，却较在翰院中容易十倍也。”这是袁世凯的经验之谈，也是肺腑之言。想当年，他刚来京城，叔父袁保恒力劝他以科举求功名，但他自认为“天分不足，素性顽钝，不好读书”，如果“以文章猎取功名，只恐画饼难以充饥耳”。他更感兴趣的是“异路功名，苟遇机会，一二年竟可飞黄腾达，因此热中不减”。于是，他“舍恒叔而托菊人纳捐，并承菊人推解，托张公佩纶转荐于直督李爵帅幕下”。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袁世凯经他推荐很快赴津参谒李鸿章，并被委任为机要科二等文牍员。但他既“以一领青衿入仕途，必为人所轻视”，不得已借口母亲病危，离开了督署。但他不久又经叔父介绍，拜在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门下。光绪八年壬午，朝鲜内乱，吴长庆作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平乱，并保举袁世凯为营务处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