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风云中的徐世昌（2）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徐世昌并未拒绝。尽管时人对翰林总是另眼相看，并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但他在翰林院毕竟已近十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翰林大考，又未有所获，在这里继续忍下去，殊不易也，不如答应袁世凯，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不过，据王伯恭《蜷庐随笔》所言，清朝定例，“翰林院编修须满六年资格，方可迁转。此六年中，一日不得间断，若有事出京，亦须回时按日补足”。徐世昌应邀参与小站练兵时，他的编修资格尚不满六年，王伯恭还请王夔石制军为他求情，希望免扣资格。但“奉旨：‘徐世昌准其在营效力，所请免扣资格之处，著无庸议。’于是徐君仍回原衙门行走，但受小站营务处虚衔，月支数百元薪俸而已”。
这是徐世昌最初接受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一职时的情形，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徐世昌固然不懂军事，但他的稳重、练达和人脉关系，常常可以帮助袁世凯渡过危机。事实上，徐居袁幕，分虽属僚，实为客卿，且二人交谊非比寻常，袁视徐为兄长，虽非言听计从，却能遇事请教，彼此一刚一柔，总能收相济相扶之效。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新建陆军成立只有数月，津门官绅已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旂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
这一段清代官场故事，颇能说明荣禄对袁世凯的一番苦心，也可以想象徐世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陈夔龙与徐世昌为丙戌会试同年，这种关系在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已近三载，这一年的三月、闰三月，他曾回到河南辉县百泉之水竹村，祭祖修坟，安葬慈母。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全赖母亲支持门户，将他与弟弟抚育成人，故他对母亲感情极深。在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未刻到卫，住朝阳寺。叩别先慈灵榇荏苒一年，回忆昔年远行归来瞻依膝下。今则四方多难，不见我母，灵前哭拜，痛切肌骨。”思母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选地、造坟、栽树、立碑，直到廿九日“慈灵安葬”，这一天的日记具体写到安葬时的情形：“遵用祖茔乙山辛向丁卯丁酉分金元六度，下志石圹前二、三尺，居先君子、先慈两圹之间。不见慈颜已年余矣，从此，宅兆永安，长此终古。伏地哀痛，悲风悽恻。封墓，哭拜敬礼。”
除了河南之行，这一年里，他很少离开小站，有时为了会客、办公务，要去天津、保定，也是快去快回。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天他在营中活动，或操练军队，或查看防务，或与各营将官谈话，或处理各种公务文案，常常是“夜深始眠”，更有甚者，二更、三更还要出营查哨，至“天将明始眠”。徐世昌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他这时是住在营里的，事无巨细，随时都会有人找他拿主意。一来他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尊为兄长；二来他是翰林出身，将领对他特别尊重，皆尊他为师。他一边主持各营操练，一边自学军事及英语，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以此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他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真正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袁、徐二人皆有贡献，而徐世昌最先提出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定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贡献尤为显著。
这一年，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春二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并获得山东的修铁路和开矿权；三月，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湾及中东、南满铁路；夏四月，英国租借威海卫和香港九龙及长江流域的权利；法国则要求租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和云南的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权利；意大利也不甘落后，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结果，除意大利的要求被拒绝外，其他国家的要求清廷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之祸，其祸根就在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以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正所谓“列强竞逐之心无时或已，相逼而来如环无端。究其原因，皆甲午一役厉之阶也”。徐世昌、袁世凯对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们私下里常常流露出一些不安和忧虑。二月初，徐世昌在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人的嚣张气焰：“俄人欲令自其交界至北京、天津所有练兵处所皆用其国人教练而尽驱他国之教习。聂功庭军门所约该国沃参将复不归功庭节制，其后该国有派来中国教兵者皆照此例，其欲收我北方之兵权悍鸷甚矣。”俄国人的这个举动，或将威胁到他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尤其他们聘请的洋教习，主要是德国人。二月十六日，他先在日记中提到了“闻皇上以时局危迫临朝痛哭”，然后又记，得到胶州电报：“俄兵舰掠德巡船一只去，德人尽弃其资粮，水师尽登船，陆军固守青岛，不知将与俄有战事耶，抑两夷别有深谋耶？”同一天，“又闻日本尽收其商船入口，英借给现款二百五十万，或亦将有事于俄耶，未可知也。然皆大不利于我中国，使仍不放手为之，祸患之来曷其有极”。
时局至此，他们亦思有所改变。二月间，袁世凯去京城奔走，除了要求“添兵事、饷械”，更希望朝廷能有所作为。他在京城连续收到徐世昌四封来信，在复信中，袁世凯称其“高论极切时要，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尽管我们不知道徐世昌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发表了怎样的“高论”，但从袁世凯的复信中，我们却不难猜测徐都说了些什么。袁世凯此番进京，是想拜见恭亲王奕䜣的，但“恭邸即病甚，不能见人”，好在“各邸堂均见”，总算不虚此行。袁告诉徐，在与各邸堂相见时，他“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他不由得感慨：“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所谓极坏处，也就是准备与列强开战。于是他叮嘱徐世昌：“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