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末日中的徐世昌（1）

简略是徐世昌日记的突出特点。

他记日记简到极致，

常常只有两三个字，

无非是入直、会客、拜访、宴饮、读书、公务等项目，简约之外是省略，

很多很重要的事只字不提，略而不记，

仿佛不曾发生一样。

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清王朝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梁启超就曾预言，如果清政府再不改弦更张，将来世界字典上绝不会出现“宣统五年”这样的名词。但清政府似乎并不在意。初尝权力禁果的少年权贵，想的仍是如何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此时的晚清政局，自光绪、慈禧先后离世，载沣以帝父之名摄政，操持国柄，逐渐养成亲贵争权之势。其间各派又分列门户，相互倾轧，争斗不已。第一个想抓权的就是摄政王载沣。他从德国皇室那里学到一条，一定要把军队抓在皇室手里。他的做法是派兄弟载洵担任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组建皇家军队，并兼管军咨处，他本人则代替皇帝做了大元帅。他们首先瞩目的，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袁世凯被开缺后，又借立宪、维新之名，变更各省督练公所章程，设军事参议官，并由军咨处荐任，镇、协、统皆得专折谢恩，自是渐夺督抚军权，入于军咨处之手。另一个出来争权的载字辈，是隆裕太后的妹夫，镇国公载泽，他的方法是从财政入手。作为度支部大臣，其势冠于亲贵，即使载沣，有时也要让他三分。所以有人戏言，外国司法独立，中国则财政独立。载泽的目标是奕劻。奕劻在慈禧死前是领衔军机大臣，慈禧死后，清廷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载泽最不能接受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载泽的时候说：“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载泽固不肯接受袁世凯，慈禧、光绪离世后，他是主张杀袁世凯的。由于张之洞极力反对，袁世凯得以回家去养“足疾”，躲过一劫。

徐世昌属于袁党，这是没有疑问的。宣统元年四月，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以东三省总督改任邮传部尚书。他走动比较勤的亲贵中，有载洵、载涛、奕劻、那桐，这些人都把他视为奇才，称赞他的贤能。载泽对他虽无好感，但碍于洵、涛、劻、桐的势力，并不能有所作为。宣统二年正月十三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戴鸿慈病逝出缺，清政府即于十八日下诏，以徐世昌为协办大学士。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大学士世续被开去军机大臣，专办内阁事务，而以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又过了月余，即八月二十五日，更擢为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评传》的作者沈云龙说：“是亲贵固在刻意笼络世昌，世昌亦未尝不随时运用亲贵，其工于肆应，巧于迎合，貌为唯诺，心有城府，玩诸少年贵胄于掌上而不觉，故虽属袁党，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官僚政治中之别具典型者。矧大学士有相之位，军机大臣有相之权，是世昌各实均为宰辅矣。然终以与洵、涛、劻、桐为亲，引起载泽之嫉视，且以邮传部之故，党争亦日烈。”后邮传部人事变动，先以唐绍仪接替徐世昌，目的就是要保持这一派的利益，同时，为了敷衍载泽，载沣复召盛宣怀入京。但载泽采取不合作主义，凡邮传部有事需要与度支部协商的，都暗地里加以阻挠。无奈之下，唐绍仪于这一年岁末称病解职，清政府宣布盛宣怀继任邮传部尚书。此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在民众中激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清王朝垮台。

而这一切，起初不过基于派系争夺路权之私见。

徐世昌是个恭谨守礼、勤勉老成之人，读他的日记，很能体会到这一点。宣统三年正月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未明起，大雪。敬神。入直，到甚早，秉烛独坐军机处，作诗一首。辰正后随庆邸同僚四人在西右门内见摄政王，巳初召见。巳初一刻散，同琴轩到摄政王府暨庆邸各处拜年。”看来，军机大臣并不是个省心省事的差事，过年仍不得闲，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宫里“入直”。元旦这一天，雪下得很大，同为袁党重要成员的汪荣宝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雪的情景，他的记述比徐世昌多了些细节，他绘声绘色地写道：“大雪弥漫，平地积尺许。”徐世昌在这种天气中又要“入直”，又要各处拜年，但他写得很简略，关于雪，他只写了“大雪”两个字。

简略是徐世昌日记的突出特点。他记日记简到极致，常常只有两三个字，无非是入直、会客、拜访、宴饮、读书、公务等项目，简约之外是省略，很多很重要的事却只字不提，略而不记，仿佛不曾发生一样。比如资政院与军机处的矛盾，发展到宣统三年已不可调和，不过，日记中却看不到只言片语或蛛丝马迹；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震动天下，清廷亦知非改弦易辙不足以缓和民怨，但徐的日记中依然只字未记。四月初十，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实行责任内阁制，并将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一律裁撤，授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而以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