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末日中的徐世昌（2）
这就是著名的“皇族内阁”。其中汉人仅得四席，蒙古旗人一席，满人则占八席，其中皇族独占五席。徐世昌名列汉人之首，可见清廷对他的重视。但他尤不敢乐观，以为“时艰任重”，当天就随奕劻、那桐一起递交了辞折，奏请朝廷收回成命，而清廷则于翌日“温谕慰留”。警民所著《徐世昌》一书提到，徐世昌在递交辞折之前，曾把希望起用袁世凯的想法告诉那桐：“辛亥四月，除授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世昌为协理大臣。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称，唯慰廷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列，奈何？’桐曰：‘是何难，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疎庸辞职，荐世凯、端方自代。当世凯罢后，有称颂其人者，载沣皆严斥之，其时褫逐之赵秉钧、陈壁，胥袁党也。自世昌再赞密勿，世凯谋起用甚力，亲贵咸赖为疏通，至是桐疏虽未报可，而亦不加以申斥。”
读一读那桐原奏，就能发现上述内容并非空穴来风，他的辞折中确有举荐袁世凯以自代的内容：“查有开缺军机大臣尚书臣袁世凯，智勇深沉，谋猷闳远，罢归田里，以疾去官，现已积有岁时，当早医调就愈。又查有已革总督臣端方，才略优长，器识开敏，曩者因事获谴，固属咎有难辞，但以一眚之愆，废弃终觉可惜。此两臣者，皆尝为国宣力，著有劳勋，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口交推，合无仰恳圣恩悉予起用，必足以赞襄胜治，干济时艰。”那桐的这番话虽然拉端方为陪衬，但重点在袁世凯。实际上，徐世昌在辞折中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他说：“尤愿我皇上破除常格，擢用扶危济变之才，以收转弱为强之效。”
这是徐世昌第一次策动那桐出面保举袁世凯，可见他与袁世凯的交情绝非泛泛。但在日记中他对袁世凯或其家人却几乎不置一词，只有一次例外。闰六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留姜翰青、袁云台晚饭，久谈。”这个袁云台，就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时任农工商部右参议。他们“久谈”都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了解，但至少说明，徐世昌与袁世凯之间自有办法沟通，袁克定只是其中一条管道而已。多年后溥仪依然认定，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徐世昌向避居彰德的袁世凯提供情报。尽管如此，袁世凯获得情报的途径也绝非徐世昌一人。不一样的是，徐世昌能做的，换了别人却未必做得到。内阁阁丞华世奎曾向其同僚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张国淦谈到起用袁世凯的内幕：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事。二十一日，命荫昌督师赴鄂剿办。二十三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相距仅二日。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庆、那、徐等素党袁，武昌事起，举国皇皇，庆等已连日私电致袁，并派员至彰德秘密商议大计，信使络绎。他们本无应变之才，都认为非袁不能平定，且是袁出山一绝好机会。乃于二十三日，由奕提议起用袁，那、徐附和之。摄政不语片刻，庆言：“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泽公初颇反对，鉴于大势如此，后亦不甚坚持。摄政言：“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庆言：“这个不消说。”摄政蹙眉言：“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又对庆等说：“但是你们不能卸责。”于是发表袁湖广总督。在庆、袁秘密接洽时，袁曾言非纯全用兵力所能戡定，当一面主剿，一面主抚，故二十三日有督办剿抚事宜之谕。二十八日有宣布德意妥为抚辑之谕。九月初六日，召荫昌还，授袁钦差大臣，节制诸军。同日，袁电奏起程日期，到汉五日，十一日即授内阁总理大臣。自此军政大权，全操诸袁一人之手矣。
这是非常生动、具体的一段记载。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这个场景的记述似乎可以与张国淦的说法互相印证，他写道：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袁世凯奉诏后，以“足疾未痊”为理由，要挟清廷，迟迟不肯赴任，清廷遂遣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微服出京，赴彰德，敦促袁世凯尽快就道。袁即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解除党禁、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个条件，非清廷悉行允诺，绝不出山。徐世昌返京转达，清廷一一允其所请，才有后来召还荫昌，授袁钦差大臣，节制诸军，负责湖北剿抚之事。
现在看来，这个情节很有可能是向壁虚构得来的。首先，徐世昌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说袁世凯出山这件事，至今未见第一手材料记载。按诸《徐世昌日记》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所记，均未有一字提及此事。或谓徐世昌故意隐瞒了彰德之行，但要为他的故意隐瞒设想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却并不容易。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上谕发表后，第二天，他给徐世昌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徐世昌曾经给他发过电报，这恐怕便是张国淦提到的“私电致袁”。徐在电报中“勉弟以释前嫌，明大义，速行应召出山，仔肩大任，础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功在社稷，百世流芳，像画凌烟，万民诵德”。而袁世凯则回复他：“弟归田日久，自量能力不足以统辅各军，自知德鲜不足以削平内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何苦以垂老之身而作此误国、误民、误身之事而受万人之嘲骂耶！”他希望徐世昌看在三十年交情的份上，“善为我辞，请朝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