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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理初:故纸堆里的思想风暴(2)

书名: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本章字数:2087

旧时读书人的出路,无非科举求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旦高第为官,不仅社会地位得以改变,生活条件也随之改善,朝廷依品阶等级给予的各种待遇,足以保障一家人丰衣足食。但不知何因,直到道光元年,四十七岁的俞理初才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第二年入都参加礼部会试,则未中。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他参加科考的任何记载。有人推测,或与他不肯屈己从人,疏于交际有关。总之,他选择编纂、校雠、抄书为谋生之手段,倒也符合他孤傲绝世、卓然不群的性情,并能发挥他博闻强记、学贯古今的特长。其时恰逢乾嘉之际,官私编书,蔚然成风,许多高官权贵争相染指,他不愁没有事情做,而他的学识、人品,也深得雇主们的信任,结果,四十年间,佣书竟成了他的主业,“手成官私宏巨书不自名者甚多,其自名惟《癸巳类稿》”而已。

佣书自然不比著书,佣书既为他人作嫁,所得成果也不署自己的名字,是很正常的。因此,他所编校的书籍虽多,而无从查考者恐怕也不少,目前可以考见者计有如下二十种:一、补注五代史记;二、参纂《大清会典》;三、校《六壬书》;四、参纂《黟县县志》;五、校《钦定春秋左传》;六、参纂《续行水金鉴》;七、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八、参纂《两湖通志》;九、参订《林则徐先人旧稿》;十、校宋本《说文系传》;十一、校《三古六朝文目》;十二、编纂《古天文说》二十卷;十三、辑《纬书》;十四、《宋会要辑本》五卷;十五、校补《海国记闻》二卷;十六、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十七、批校《书集传》;十八、批校《文选》;十九、批校《礼记集说》;二十、校批《永怀堂十三经古注》。这只是四十年来经他编纂批校的部分图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俞理初博大精深的学识,不能说与他常年埋首浩瀚的书卷中没有关系,有人称他为“佣书成材的学者”,不是全无道理。

不过,皓首穷经的佣书生涯毕竟是十分辛苦的,而收入并不足以使全家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有《短歌五章》专道生活的不容易,其中第二章写道:“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涂深几尺。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这应该是他的生活实录吧。他很想改变这种窘迫的局面,况且以他的学识,他不相信自己春闱不能报捷。于是,在中举十三年后,即道光十三年春天,五十九岁的他再鼓余勇参加了礼部会试。如果能中进士,得个一官半职,晚年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他也好分一些精力出来,从事自己喜欢的、与生计无关的学术研究。

然而,俞理初的科场总是不能如意。据姚永朴《旧闻随笔》记载:“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考官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俞理初的仕途就这样葬送在老迈官僚曹振镛的手里。近二百年来,常常有人为他惋惜,为阮元抱憾,亦为曹振镛扼腕。不过,平心而论,俞理初并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很少在时文帖括上下功夫,而他以详于考据的文笔写八股文,在考官眼中被视为“琐琐”,一点也不奇怪。进而联想到他佣书数十年,雇主都是高官巨僚,赏识其才学者虽不乏人,但似乎并无一人招他入幕府,也没有人推荐他去为官,甚至没人说过一句他有经世之才的赞语。在他们看来,俞理初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书呆子而已。

幸运的是,科场失意的俞理初却在“文”场遇到了知音。礼部主事王藻很喜欢他的文章,听说他有文稿三十余卷,藏于箧中,不曾示人,便联络在京的一些朋友,将其中十五卷辑为《癸巳类稿》,集资出版,印行于世。之所以题为“癸巳”,只是说明这是癸巳年编辑而成的。这是他的思想成果第一次付之梨枣,另有十五卷《癸巳存稿》,在他死后十年由后学张穆主持出版。癸巳之后,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聘他总纂《两湖通志》,“书成,典博详明,时称得体”,于是,又受邀“为林则徐参订先人旧稿”,并“校补《海国记闻》”。道光十九年,俞理初已经六十五岁,祁寯藻提督江宁学政,特邀他“赴金陵,言于制府,聘掌惜阴书舍教。惜阴书舍者,陶文毅所特设,以课诸生古学也。地据城西高阜,江流一线,浮浮目前,致为幽胜。修脯所入,亦较优赡”。俞理初奔波一生,至此总算得到一个安顿之处,即可养家教子,又可专心学问,还能传授后学,不可不谓之得其所哉。但世事难料,俞理初命途多舛,就在他执教的第二年夏天,竟“卒于江宁惜阴书舍”,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

俞理初离世于道光二十年。此时的中国,正在跨进近代历史的门槛,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说,正处在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以及传统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整个思想界显得异常活跃。俞理初不是站在思想前沿的斗士,像龚自珍、魏源;也非体制内思想开明、力主变革的官员,如林则徐、冯桂芬。他始终是个学者,而且是乾嘉后期朴学色彩很浓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书斋里。而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能运用典籍资料,完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