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2）

这里，既有规劝，也有担忧，更有期待。他说，文无古今，只有优劣，优秀的文章，总是有恒久之魅力的。再看欧洲的文艺复兴，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并未因此而废除。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这些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要表现得如此极端！其结果，新既不得，旧亦丢失，岂不痛哉！而百年来，新兴的白话文中不中、西不西的混血儿面貌，恰好证明了林纾并非杞人忧天。放眼看去，这种破败的景象又岂止是文章？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举凡文化艺术之种种，不伦不类者比比皆是，中国之元气、文脉，几不知所终。

尽管林纾表现得十分恳切，然而，《新青年》诸君似乎并不为所动。三月，钱玄同致函陈独秀，继续诋毁林纾。他说：“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这话听起来已有点酸溜溜的。四月，胡适从美国致函陈独秀，提到了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他先是表示林文不足以“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让他“大失所望”；继而，又指责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以为“不合文法，可谓‘不通’”。他特别拎出林文中的一句话：“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煞有介事地指出：“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殊不知，林纾的本意并不在此。他不过想说，欧洲人对希腊拉丁文并未废弃不用，马、班、韩、柳也有不宜废弃的道理，这个道理都明白，但背后的理由却说不清楚。哪里有如“留声机”模仿古人之意？

胡适之后，挑剔林文文法、句法不通，竟成为《新青年》诸君攻击林纾的重要手段。五月，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发表，其中一段批评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用了这种手段。他言道：“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

对于《新青年》诸君的愤愤不平，林纾似乎并未在意。在这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家中，译书、作画、写诗、浇花，以排遣苦闷的心情。不过，他的苦闷似与几个激进青年一时的过激言论无关。在另一场合他曾说过：“此等鼠目寸光，亦足啸引徒类，谬称盟主，仆尚何暇而与之争？”倒是纷乱如斯的时局，让他深感不安。他看到袁世凯称帝不成，张勋复辟亦遭失败，更兼南北对峙，议员纷争，军阀混战，“共和”无望，遂“终日杜门不面一客，亦不闻一事”。他甚至庆幸老天所赐“聋聩之疾”，在他看来，“得一日清净，即为一日之福”。这一年的七八月间，他应梅兰芳之邀作画题词，一阕《一剪梅》，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

斜日凭窗修旧谱。香篆风柔，竹晕凉收。绿杨绾住笛家楼。到一分秋，添一分愁。

离殿当年忆旧游。曲按梁州，人似房州。许多前事聚心头。擎尚轻瓯，放下帘钩。

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十五日，在刚刚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写了《王敬轩君来信》，模仿林纾崇拜者的口吻，褒扬林纾而贬抑“新青年”。同时发表刘半农复信，信中逐一批驳王敬轩的观点，并且用了揶揄、嘲弄、刻薄的语调。事后有人写信质问《新青年》，对于王敬轩的议论，肆意辱骂，是不是有悖自由讨论的学理？也有人责备刘半农“尤为狂妄”，不该在复信中“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甚至称《新青年》诸君为“狂徒”。此后，胡适、陈独秀亦在文章和议论中，或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林纾的毛病。然而，在这一年当中，林纾似乎没有再就这个问题谈过任何看法，我们也不知道挨骂挨到这个份儿上，他有什么感受。唯一的例外是在参与编撰《文学常识》一书时，他在写给上海中华编译社社长的信中，再次提及自己在北大与章太炎弟子的不和：

某某一生，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所传谬种，以《说文》入手，于意境义法，丝毫不懂。昔大学堂预科熊生，公然在讲堂与之抵抗，教习为沈君，然即某某高弟也。因其宣讲时，将古文略说一遍，即抽出一两字，用《说文》参考，或作籀文，说到极处，只不外换字之一法，于学生终无益处。……某某弟子之言，特为其师报复，不足怪也。

此处某某大约即代指“太炎”或“炳麟”，而“沈君”，则很有可能就是沈兼士。由此推测，林纾之所以不直接回应《新青年》诸君的批评，原因之一，怕是不愿与晚辈为此多有纠缠。他觉得，这不过是章太炎的弟子为老师出头“拔创”罢了，“不足怪也”。然而，进入民国八年己未之后，围攻林纾的势力似有扩大的趋势，先是周氏兄弟加入进来，随后又有北大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亦混迹其中，阵地则除《新青年》外，又增加了新创办的《每周评论》，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文章，三月三十日的第15期，还出了“批林”

专号。

林纾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正其非”的。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作为林纾攻击《新青年》“呈堂证供”之一的短篇小说《荆生》，发表于《新申报》的《蠡叟丛谭》。随后的几十天里，林纾又陆续发表了小说《妖梦》，以及《致蔡鹤卿太史书》和《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两封信；至四月，《腐解》和《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两篇名文亦相继问世，从而构成了林纾反对“文学革命”的全部证据。恰在此时，却又出现了政治势力要来干涉北京大学，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传言。而林纾的学生张厚载正为上海《神州日报》主持一个《半谷通信》的栏目，传播来自北京的消息，遂将此事写成通讯，刊登在报纸上。

张厚载的出现使得此事偏离了最初的运行轨道。他本是林纾早年在五城学堂时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法科就读。数月前，他应胡适之邀，作了一篇《我的中国旧戏观》，被胡适“引蛇出洞”，导致《新青年》诸君群起而攻之。然而，他是否因此而心存芥蒂，我们并不晓得，陈独秀却认定了他是“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这对张厚载来说，或为诛心之论。不过，在这桩“公案”中，毕竟少不了他的身影。说起来，发表小说《荆生》的专栏《蠡叟丛谭》，还是张厚载应《新申报》主笔之邀，动员林纾开办的，《荆生》《妖梦》等小说，也是经他手寄给报社的。对于一直期待着“有力的敌人”“真正有力的反抗”的胡适们来说，这两篇小说给了他们深深的刺激，也给了他们特别的联想，甚至将荆生与安福系的徐树铮联系起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3号以“只眼”的笔名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就有这样的提示，他说：“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