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3）
诚然，这两篇小说都用了讽刺的笔法，兼及戏谑，其主旨就在于要为礼教和古文张目，影射攻击诋毁孔子、诋毁古文的新文人。在《荆生》中，他讲述了三个青年文人结伴同游京城陶然亭的遭遇。这三个人，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还有一个“不知其何许人”的狄莫。他们在此谈笑风生，对孔子、伦常和古文肆意攻击，结果惹恼了住在隔壁的侠客荆生。他破壁而出，指定三人，怒斥一番。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将其痛打一顿，赶下山去。小说后面有“蠡叟曰”，道出了他的一些想法。据说，此事是门人李生告诉他的：“李生似不满意于此三人，故矫为快意之言，以告余。”他听了觉得颇为好笑，认为“荆生良多事”，并提到他的两次经历，来说明“禽兽自语，于人胡涉”，但又考虑到，“或者李生有托而言，余姑录之，以补吾丛谈之阙”。
《妖梦》的主旨与《荆生》相近。小说讲述一个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个长髯之人，邀他同游阴曹地府。他们来到一座城市，迎面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走进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三字，并有一联写道：“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这时，学堂里走出三位先生，都是“鬼中之杰出者”，一位是校长元绪，一位是教务长田恒，另一位是副教务长秦二世。谈话间，他们一再咒骂孔子，攻击伦常，贬损古文，赞美白话，把这位思康气得目瞪口呆，赶紧离开此地。行不数里，“忽见金光一道，远射十数里”，原来是能啖食月亮之罗睺罗阿修罗王驾到，“见王身长十余丈，张口圆径可八尺，齿巉巉如林，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林纾听了郑思康讲述他的梦中见闻，大呼“快哉”，且表示：“果如是者，国家承平矣。”文末又借“蠡叟”的口说：“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啖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
很显然，这篇《妖梦》骂“鬼中三杰”，要比《荆生》骂三个青年书生粗鲁得多，也刻薄得多。比如，他形容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而秦二世则“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都极尽丑化之能事，以发泄他对新文人的积怨和不满。不过，他借蠡叟之言为“死文字”所作辩护，却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以欧洲的拉丁文、罗马希腊的古文为例，认为文字不是哪个人想灭就能灭的，英国大师迭更不能灭拉丁文，以田恒一人之力，也灭不了古文，虽然他宣判古文为“死文字”。他指出：“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家庭革命之说”。在他看来，如果“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也就是说，背伦常等于为禽兽。
在此期间，他还以“清室举人”的身份写信给“为民国宣力”的蔡元培，请他以北大校长的身份，约束属下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激进人物，“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光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他看到“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则“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他的这封信语带刻薄，问题还是两个，一是伦常不能废，二是古文不能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中国的积贫积弱能不能归罪于孔子？他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向蔡元培坦白了心中的疑惑：“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他这一问是很有力的，绝非无理取闹。有心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做了该做的一切，人们所许诺的中国的强大仍然遥遥无期？究竟是中国的文化有问题，还是我们的思路有问题？不过，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他们看到的却是“革命”的不彻底，“于是更进一解”，又把中国进步这一宝，压在“覆孔孟，铲伦常”上。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有病，不求良医，却责怪父母有病而欲逐之。他说：“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林纾的这些举动，为他的对手制造了打击“国故党”旧文人的机会，而“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陈独秀既如是说，《每周评论》自三月二日出版的第11期起，批判林纾的火力便明显地加强了。他们不再与他纠缠文法通与不通、翻译专与不专的问题，而是刻意要把他和徐树铮捆绑在一起，指责他借北洋军人之手打击、压迫自己的对立面。周作人首先在《每周评论》第11期《随感录》栏中以“独应”的名义发表了《旧党的罪恶》一文。他在文中谈道：“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接下来的第12期，除了转发林纾小说《荆生》，还配发了短评，题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其中写道：“甚至于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
李大钊也站了出来。在这期《每周评论》中，他以“守常”的笔名发表了《新旧思潮的激战》一文。文章“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如果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款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不久，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与林纾的来信发表在同一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在这封信里，蔡元培用了绝大部分篇幅，为北京大学辩护。在他看来，林纾所作小说，包括写这封信，目的都是为了毁坏北京大学的名誉。他逐一驳斥了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指责，列举大量事实，以说明林纾是把谣诼信为实录了。他还重申了自己的办学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且指出，“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既然如此，那么，学校的教员，“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