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收集在这里的十几篇文章，都是我近两年写给腾讯网《大家》栏目的。最初，我并没有很明确的想法，只是想把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写出来。像陈洪绶、马致远、俞理初这些人物，已经在我心里存了很多年，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表达。所以，很感谢腾讯网《大家》栏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一点儿愿望。

可人是不大容易满足的。在写来写去的过程中，我就写出了一点想法。我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文人、士子，他们都生活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时代风云的剧变，常常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而文人、士子是尤为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反应自然也就比常人更加丰富和复杂。恰恰是这些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让我很着迷，很想一窥究竟。

我选择的人物主要生活在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一是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遭遇了“以夷归夏”还是“以夏变夷”的文化危机。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满清贵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前者部分化解了这种危机；而后者，由于时代的进步、西方现代国家的崛起，老大中国遭遇的“夷”，已非昔日所谓的“蛮夷”，此“夷”不仅不打算“归夏”，而且要变“夏”，你不变，就用坚船利炮逼着你变。于是，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文人、士子表现各异，其中有不得不变者、有主动求变者，也有顽固不化者或中体西用者，这些都在文章中有所体现。

实际上，对传统的文人、士子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朝廷的安危。想想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很显然，名教、道统的安危才是他们关心的性命攸关的大事。在这些文人、士子中，也有先知先觉者，后来超越了“夷夏之辩”的困扰，能从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出发，考虑中国的前途与未来。总之，处在这样的时代，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诚然，每个人的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所表达的都是真实态度。作为历史叙事，我想我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预设立场，不搞先验的标准，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只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出可信的历史现场。

自然，这只是我的一点野心，能不能实现，还要由读者去检验。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剧烈变化中的时代，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因而，听一听历史上这些先贤的声音，了解他们有些怎样的想法和做法，也许是有益的。我的这几篇文章，如果能有这样的一点效果，也就感到很欣慰了。最后，感谢余世存先生慷慨赠序，同时也要感谢天喜文化的几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本小书。

上述固然简陋，聊以存照而已。

解玺璋

己亥腊月于望京先忧后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