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4）

虽说他的复信“辞正义严，分剖事理，至为明白”，但他显然回避了一个严肃而又尖锐的问题，即能否“以积弱归罪孔子”？事实上，林纾的忧虑恰恰在于，如果北京大学都不能有所担当，保护名教还能指望谁呢？因此，他在看到蔡元培的复信之后，又写了《再答蔡鹤卿书》。在此，他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又提到他的近著《蠡叟丛谈》，并说，这些文章“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堂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他还谈到蔡元培“遇难不变其操”，然后表示，“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这几句话说得也算是掷地有声了。但他似乎意犹未尽。第二天，在小说《演归氏二孝子》跋语中，又说到与《新青年》诸君的纠纷：“且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颠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而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跟追？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昨日寓书谆劝老友蔡鹤卿，嘱其向此辈道意。能听与否，则不敢知，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康颇顽皮憨立，尚能挽无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林纾既横下一条心，那些骂他亦挨过他骂的人自然也无可奈何，最终只得把一腔怨气发在法科学生张厚载身上。作为陈独秀去职的代价，张厚载只能被勒令退学。所以，当时便有人说，张厚载不过是这场新旧冲突的牺牲品罢了。可怜张厚载，苦读七八年，自预科读至本科，再有两三个月就毕业了，却罹此厄，实在令人惋惜。林纾见连累了自己的学生，也赶紧公开道歉，承认骂人不对，并写了《赠张生厚载序》来宽慰他，开导他，要他不必太在意毕业与否。诚然，“以学制论，则言毕，以学问论，盖终身无毕时矣”。他进而言道：“今生之所遭直除名耳，非有道州之行也。生归，朝其父母于家，处其兄弟，怡怡然，临窗读孔孟之书，亦君子所谓乐也。”

林纾的这番话似有些不近人情，但他深知，新旧之争，势同水火，绝无调和的余地。对张生的遭遇，他除了报以同情，怕已没有气力去为他争辩。他作《劝孝白话道情》，开头借“老道”之口，道出了他的心情：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公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枝枝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挂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

这个时候，装聋作哑，倒也不失为退出“战场”的明智选择。此后，虽然报刊上不时还有声援《新青年》诸君，谴责林纾的文章，但事实上，这场思想文化论争已被围绕北京大学的人事之争所取代。尤其是舆论焦点被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占据之后，五月四日更爆发了要求日本归还青岛的大游行，这场思想文化论争遂暂告一段落。民国十三年十月九日，清晨两三点钟，即旧历甲子年九月十一日丑时，林纾在北京寓所溘然长逝，享年73岁。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林纾的逝世，使得人们得到一个公允地认识他，评论他的机会。他撰写的《林琴南先生》，是最早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林纾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的文章。他不仅对林纾的人格表示赞许，称他“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而且，他对林译小说及文学创作的分析和评述，也是客观公允的，有肯定，也指出令人惋惜之处。他总结林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和功绩，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是林译小说所贡献的，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第二，让中国人了解到，在中国之外也有伟大的文学；第三，打破了小说“小道”的传统见解，造就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 。

继郑振铎之后，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自己对于林纾的敬意，承认他对中国文学是有不可泯灭的功绩的，并后悔当初是过于唐突前辈了。胡适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亦承认他“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并称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而胡适在读了林纾的《闽中新乐府》之后更强调，年轻人如果“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的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当然，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钱玄同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就表达了对于启明、半农的不满。启明就是周作人。钱玄同称，他不同意周作人在《林琴南与罗振玉》中“扬林抑罗”的做法，他说：“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的东西。”又说：“凡遗老都是恶性的。”他责备刘半农，不该乱认前辈，更不能说后辈不可唐突前辈的话。在他看来，前辈的话说得“要是不合理，便应该纠正他，反对他；他如果有荒谬无理的态度，一样应该斥责他，教训他，讥讽他，嘲笑他，乃至于痛骂他；决不可因他是前辈而对他退让”。周作人对于钱玄同的指责是很在意的，很快又作了《再说林琴南》，修正自己先前的说法，责怪“世人对于林琴南称扬的太过分了”，认为他的功绩仅仅在于“介绍外国文学”而已，“再要说出什么好处来，我绝对不能赞成”。即使对于这点功绩，他也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们要记得林琴南译文的代价比别人要大五倍。”也就是说，林译的成绩是靠高稿酬支持的，“如我们忘记了这个特别情形，只是叹美他成绩之多，未免有点不大的当”。至于林纾尊重中国旧礼教，维护纲常伦理的主张，他则表示“极端反对”，他说：“那正与尊敬张勋康有为的坚持复辟一样，同是大谬误。”

诚然，林纾去世后，尽管新文化运动中部分思想开明的人试图修正对于林纾不很公允的批评，但也止于他对新文学的贡献。他的卫道、尊孔、捍卫古文，无论如何是不被接受的。尤其是他作小说辱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更让诸君恼火，久久不能释怀，而指控他想要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新文化运动，也几乎成为定论。随着整个社会，特别是文化的左转，规定反帝、反封建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对于林纾以及当年新旧冲突的评价，也就更加严酷和不容置疑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把这场新旧冲突定性为封建复古派，借助北洋军阀威势，向《新青年》革命势力进行的凶恶反扑。林纾也被归入“清朝的遗老一族”，是保守、顽固的国粹派的代表，他的小说“实际上暴露了封建复古派与封建军阀相勾结，企图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阴险用心”。

且不说这种评价中的许多内容完全出于主观想象，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是他的复古、保守，恐怕也是片面的不实之词。固然，他主张维护纲常名教，反对家庭革命；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尽废古书。这在当时或有些不合时宜，但任何一个时代，总会有人坚持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是一个很有包容度的社会，就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不能一见到异己的人事，就打算除之而后快。毕竟，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甚至不能认为，林纾所坚持的一定是毫无意义的。或许真应了林纾当年所言：“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这句话曾被认为“是当时复古主义者的无可奈何的哀鸣”，然而，百年之后再读此言，诸位的感想又如何呢？是不是觉得，对于林纾和他的主张，有再检讨一番的必要呢？蔡元培没有回答的林纾的问题，也许要由今人来回答了。事实上，这是新文化运动欠下的一笔债，欠债总是要还的，不过早晚罢了。如果诸位不认为我是无事生非，我愿以此文作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