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已经进入发展期

21世纪的到来，意味着非洲最混乱时期的结束。卢旺达种族屠杀曾经被认为是非洲混乱的顶峰，但是屠杀发生的二十年后，卢旺达已经成了整个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经过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人摆脱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梦魇，新总统卡加梅也意识到，种族冲突虽然是个社会问题，但根子上还是个经济问题。只有经济大发展，才能让人民摆脱对于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愤怒，抛弃掉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焦虑，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

卡加梅是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提倡者，他带领的卢旺达也走出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卢旺达首都中心地区已经高楼林立，进入了建设时期。当初的流亡者已在国外生根发芽，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现在大都回到了国内参与建设。于是，这个曾经不稳定的火药桶，现在成了地区的稳定剂之一。

和卡加梅类似的新型领导人在非洲也形成了规模，世界也给了他们新的名号：新一代。

事实上，他们已经是第三代领导人。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由于知识结构有缺陷，虽然可以带领人民闹革命，却不懂得搞建设，导致非洲社会生活出现了衰退。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军人出身，受到的教育更少，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第三代领导人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于非洲问题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正是在这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非洲艰难地度过了独立初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这一代领导人也是最务实的，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试图什么都做，他们大都将目光投在了发展问题上。他们得出结论，要想让非洲迅速同时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阶段，精力更多要放在经济上。只有经济好了，人们才会对国家产生足够的向心力，不再分崩离析，只有到那时，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民主、自由，才有建立的基础。

这一代领导人大多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又暂时软性冻结了这个制度。由于他们大都曾经力挽狂澜将国家从混乱中救出，国家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如果离开了他们的领导，国家可能再次陷入一定程度的争夺和混乱。正因为这样，延长他们的任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但这也蕴藏着新的风险，即他们死亡之后如何结束这种软性冻结。也许国家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度过，但有的国家或许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混乱程度在降低，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比以前小多了。

我去观察非洲时，发现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虽然腐败、抢劫、盗窃、暴力时有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安全的感觉，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稳定了。

在这种稳定之下，社会开始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中国的手机、电器、工业品都已经遍布了非洲市场。在土耳其、摩洛哥、印度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甚至中国，都有着大批的非洲人存在，他们大都是去做生意的商人。在广州，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我曾经遇到了几家进货的非洲人，他们穿着从中国购买的服装，对我倾诉着他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已经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加工业，而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则以商业立国。卢旺达这样的国家甚至想在高科技上做文章，抢占非洲的信息高地。

如果要从世界经济的梯度转移来考虑，非洲仍然处于最底层。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在逐渐转移的，在那些后进国家和地区中，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日本。当日本发展已经定局，世界经济的梯度随即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作为下一个梯度接力了最近二十多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接下来，印度也进入了这一梯度，与东南亚一起开始接纳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能。非洲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无法与印度竞争，其发展虽已启动，但也许要等到二十年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才会更加显现。

之所以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底层，重要的原因除需要时间来彻底稳定政治之外，还有人才和知识积累、产业积聚等，而更重要的却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已经成了非洲绕不过去的缺陷。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大国，由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那儿的人们一直渴望着经济发展。最近由于政府发展低端制造业，大量的人有了工作。埃塞俄比亚周边是拥有石油资源的苏丹和南苏丹，以及更加富裕的肯尼亚，他们都可以大量吸纳埃塞俄比亚制造的产品，但条件是埃塞俄比亚的交通设施必须进行更新。

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对于交通的依赖的问题同样突出，但仅仅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解决。依靠西方的援助，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由于资金下拨得缓慢，也不能完全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资金的进入的确可以帮助非洲发展。

但是，中国的援助是不是意味着非洲受益、中国损失呢？答案并非如此：在非洲受益的同时，中国也在双方贸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