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的现实主义者（一）

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虽然和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但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一个独立运作的政府，经济上也比较多元化。法国的殖民地却正好相反，由于独立之前它们只是法兰西帝国的“器官”，自给自足能力极差，即便独立后也必须依靠宗主国才能生存。

在法国位于西非的殖民地中，只有一个极端的例外：几内亚。

从独立开始，领导人塞古·杜尔就采取了疏远法国的做法。戴高乐也是火上浇油，在几内亚确定从法国脱离之后，他撤走了一切法国援助和法国控制的设施。不管是资金还是物品，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砸烂，决不留给几内亚新政府一丝一毫。这种做法消除了法国对几内亚的影响，但也让几内亚人对法国没有了一丝好感。

由于几内亚缺乏必要的资金，疏远法国就意味着必然要寻找其他的金主。塞古·杜尔选择了东方阵营作为靠山，但这仍然无法弥补被排斥在西方市场之外的损失。

为了与西方对抗，塞古·杜尔选择了强调自己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将的地位，这让他收获了大量的崇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称号，从非洲的伟大领袖到非洲革命的导师，等等。但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整个国家陷入了浓厚的个人崇拜之中，从立法、司法到行政，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为了防止法国人的破坏，塞古·杜尔还特别注意防范海外势力。他总是担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收紧了国内控制，他的所有对手都受到了怀疑。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几内亚的经济也在骤然滑落。

法国的殖民地大都是沙漠和半干旱草原气候，几内亚却属于雨林地区。这里雨水充足，自然条件比其他国家好，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做到自给自足。可经过独立之后的行政退化，已经很难保证人民的温饱需求了。

塞古·杜尔一直把持着权力，直到1984年去世，才由他的总理路易斯·兰萨纳·贝阿沃吉接了班。之后军事政变这个恶魔又悄然而至，一名叫兰萨纳·孔戴的军官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几内亚继续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飞驰。兰萨纳·孔戴时期，几内亚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由于总统权威已经不如塞古·杜尔，统治也就相对温和。但几内亚的政治一直无法正常化。经济虽然进行了自由化，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

兰萨纳·孔戴死于2008年，他死后，随即又发生了军事政变。直到2010年，几内亚才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开始了一次较为正常的总统选举，选出了阿尔法·孔戴担任总统。

在这之前，几内亚的行政一直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每一任总统的权力都比前一任小，而社会动荡、种族冲突却处于加深的过程当中。到了这时，国家似乎已经走出了建国之后的磨合阶段，慢慢地进入了稳定期，可以开始建设了，但就在这时，2014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几内亚作为核心三国之一又遭受了沉重打击。

几内亚选择了与宗主国彻底决裂，但大部分法国殖民地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它们知道在短时期内很难从一个“器官”成长为完整的个体，要想避免独立之后的混乱，就必须与宗主国搞好关系，继续依赖宗主国的输血，直到肌体已经足够强壮，才能脱离宗主国的保护。

在西非，有两个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以及科特迪瓦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法国有邀请殖民地精英进入政府组织的传统，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部长。作为黑人的代表到巴黎任职，这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他们也尽心尽力地想办法维持法兰西共同体的统一，是共同体的倡导者。

虽然他们都想与宗主国搞好关系，但不同的统治风格导致了国家的不同走向，政治研究者对此颇感兴趣。

人们谈起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首先想到的不是一位总统，而是一位文学家、诗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黑人院士。他出版了多部诗集，甚至受到过哲学家萨特的称赞。

在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是在二战中参加法国军队的经历。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桑戈尔和其他非洲士兵一并被俘。在被俘的当天，德国人决定将这些黑人士兵全部处决。行刑队拉开排枪，桑戈尔知道死亡即将降临，连忙大喊：“法兰西万岁！非洲万岁！”

这时，法国的白人俘虏中走出来一名军官，向德国人劝说，杀死黑人俘虏有损于雅利安和德国军队的荣誉。战争初期的德国人还保留着军人的绅士风度，接受了劝告，让黑人士兵归队。

桑戈尔临刑前的呼喊代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意识：非洲殖民地已经是法兰西的一部分，殖民地离开了法国，将无法生存。

桑戈尔早年的活动空间大部分在法国本土，之后才回到非洲。而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却是从另一条路走向领导之位的。他出身于酋长家庭，很早就在科特迪瓦进行政治活动，参加了当地议会的选举。法国人早就看出他可以成为同盟者，有意培养他的政治参与度。

两人虽然都赞成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想法又有所区别。桑戈尔首先的站位是从法国本土立场上思考，认为殖民地应该与法国成为一体，而不是分成不同的实体。乌弗埃—博瓦尼由于更早就参与了殖民地内部的政治运行，更赞同殖民地首先是独立的实体，然后在更大空间内与宗主国保持联盟关系。

两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还和塞内加尔与科特迪瓦在法兰西共同体中的不同地位有关。

塞内加尔是法国在非洲的最早落脚点，法国人最早在塞内加尔河口建立了圣路易殖民地，之后又将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作为整个法属非洲的中心。直到现在，达喀尔仍然是西非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这里高楼林立，仿佛是加入了十倍混乱元素的法国城市。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就曾经长期将这里设为比赛的终点，而起点则是法国的首都巴黎。直到最近，由于恐怖袭击的影响，达喀尔拉力赛才转战南美，离开了非洲大陆。

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塞内加尔和达喀尔永远是非洲的中心。只要法属非洲保持在共同体之内，塞内加尔就能够享受足够的优惠政策。法国人的钱要从达喀尔流向非洲的其他地区，而其他地区的物资很大一部分也要经过达喀尔转向欧洲各地。

与塞内加尔不同，科特迪瓦是法国后来才建立的殖民地。这里由于靠近雨林地区，更适合经济类作物的种植。法国人到来后，大量地引进咖啡和可可，使得科特迪瓦的经济突飞猛进。

乌弗埃—博瓦尼深知法国市场的重要性，科特迪瓦的咖啡和可可必须依靠法国才能打开欧洲市场。他认识到必须与法国搞好关系，才能保证科特迪瓦的发展。

但科特迪瓦与塞内加尔的不同在于：塞内加尔是法属西非的中心，法国从其他地区征税，有一部分税收补贴到了塞内加尔，特别是达喀尔；而科特迪瓦作为一个后起的经济新星，虽然富裕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塞内加尔，却要缴纳更高的税给法国。也就是说，科特迪瓦缴纳的税，一部分被法国中央政府用来补贴塞内加尔了。

乌弗埃—博瓦尼希望各个殖民地政府完全掌握自己的税收和财政，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联合。可是，一旦法兰西共同体失去了征税权和财政权，就意味着这个联盟过于松散，没有办法维持。

桑戈尔和乌弗埃—博瓦尼虽然都认同法国的影响力，却又互相指责，加上几内亚等国的示范作用，使得法兰西共同体垮了台。独立后，两国却又要依靠法国的援助来发展经济，它们并没有摆脱法国的影响。

桑戈尔和乌弗埃—博瓦尼是一对现实主义者，他们开辟了一条殖民地独立后也与宗主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道路。这条路可能是最为稳妥的，不会给独立后的国家的政治带来太大的断裂，又保持了经济的连续性。但两国的发展又由于两人统治风格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塞内加尔独立后，桑戈尔在经济上也追求社会主义和政府干预，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原则：独立后不要做出太多改变，继续依靠法国。他甚至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

在其他国家，由于白人撤离，在黑人之中一下子找不到足够的行政人才，从而造成了行政退化。桑戈尔对这种现象很警惕，他宁肯重用合格的白人，也不愿意为了所谓黑人的解放，将职位授予那些没有能力的黑人。他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人们提到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他立刻将这种想法否定了。外国资本在塞内加尔仍然大行其道，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塞内加尔，法国控制着塞内加尔的银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