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的现实主义者（二）

这样做的好处是，塞内加尔的行政退化更加缓慢，也没有出现巨大的混乱。但这样做也带来了无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塞内加尔的经济无法独立。

在法国殖民时代，塞内加尔就以种植花生成了法国社会的一个“器官”。独立之后，它没有发展出多样的工农业，仍然依靠出口花生赚取外汇。如果说其他国家往往会陷入过于心急取代海外资本的陷阱，塞内加尔则是行动过慢而造成了问题。

当法国取消了花生补贴，同时国内的旱灾影响了花生的产量，塞内加尔的经济迅速下滑。

另外，由于过于依靠法国，塞内加尔出现了债务上瘾现象。独立后的二十年间，它的对外债务增长了约20倍。出口一出问题，立刻陷入了偿债危机。

随着经济的熄火，塞内加尔国内也变得更加不稳定。桑戈尔从一个和蔼的受人尊重的老诗人，不得不摇身一变，转换成镇压国内反抗的半独裁者。在此之前，他依靠个人魅力取得选票易如反掌，这使得塞内加尔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当引入暴力之后，塞内加尔眼看就要向着独裁滑去。

但就在这时，桑戈尔诗人的敏锐却突然起了作用。他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也知道自己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局限。1976年，桑戈尔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允许成立三个政党，他自己领导一个中间政党，同时建立了一个左派政党和一个右派政党。

当这项改革取得稳定后，1980年，桑戈尔又做了一项令人震惊的举动：他宣布自己退休，成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主动退休的领导人。1981年1月1日，桑戈尔正式离职，接替他的是他的亲信阿卜杜·迪乌夫。

迪乌夫没有辜负桑戈尔，继续了上一任领导开始的政治改革。在下一次选举中，他进一步取消了政党限制，让所有的政党都合法化了。

迪乌夫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每一次大选都充满了喧嚣，竞争对手互相指责大选舞弊。迪乌夫有时不得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对对手进行打击。但整体而言，塞内加尔的政治已经进入了较为平稳的轨道。

即便如此，人们对塞内加尔的政治仍然有疑虑，因为迪乌夫是由桑戈尔指定的，担任总统的期限达二十年之久。虽然塞内加尔表面上看起来开放了党禁，也有了选举，但如果没有完成一次政党轮替，就不能证明这样的政治是稳定的。

2000年，选举的常胜将军迪乌夫终于失败了。在这一年的大选中，第一轮迪乌夫获得了41.3的选票，而他的最大对手阿卜杜拉耶·瓦德只获得了30.1的选票。就在人们以为这又是一次为迪乌夫举行的大选时，在第二轮，他的竞争对手们突然联合起来，选票都集中地投向了瓦德，最终迪乌夫以41.5对58.5输掉了大选。

迪乌夫再次让等着看热闹的人们大跌眼镜，就在人们等待政治斗争时，迪乌夫却宣布接受大选结果，平静地和对手完成了交接。就连对手瓦德也不得不承认，迪乌夫应该因和平交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桑戈尔和迪乌夫的表率作用在塞内加尔树立起了标杆，为接下来的政治家提供了样板。2012年，瓦德在一片争议声中寻求第三任期，但败于他的竞争对手马基·萨勒，他同样迅速地接受了选举结果，完成了交接。

在萨勒之前，塞内加尔总统任期数次改变，从五年改为七年，又从七年改为五年，之后又调回到七年。萨勒竞选时承诺，将总统任期缩短回五年。不管什么情况，总统都只能连任一届。2016年，在塞内加尔的全民公决中，萨勒实现了他的承诺。塞内加尔的民主政治在经过了四代总统之后，变得更加坚定。

塞内加尔在诗人桑戈尔手中充满了颠簸，而科特迪瓦最初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塞内加尔被法国将命运绑在了花生上，而科特迪瓦不仅有咖啡，还有可可、棕榈油、橡胶，它们是法属西非的经济引擎。

独立之后，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认为，民主制只适合于成熟的国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非洲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持稳定性，而这个要求只有一个类似于酋长制的家长式制度才能做到。

与塞内加尔的举步维艰不同，酋长乌弗埃—博瓦尼满手好牌。他也和桑戈尔一样采取了全面靠拢法国的政策，保证法国投资，把与法国的贸易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样，他不信任黑人的治理能力，在政府中大量吸收法国人。在法国的帮助下，科特迪瓦迅速进入了繁荣期。

同样是接受法国的帮助，科特迪瓦之所以走得更加顺利，也是因为它的资源。在二战后，世界都处于极端繁荣之中，对于经济作物的需求极其旺盛，不管科特迪瓦能生产多少咖啡、可可，都不难找到买主。法国雇员保证了政府的正常运转，生产效率也屡创新高。二十年间，科特迪瓦的农产品产量增加了3倍，科特迪瓦成了世界最大的可可出口国。

由于有足够的外汇，科特迪瓦开始发展工业。在总统的倡导下，科特迪瓦不仅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现代工业部门，包括公路、电站、港口，甚至把他的家乡——一个小村庄，打造成了雄心勃勃的首都城市。大部分的大型工程是不赚钱的，它们只是为了满足总统的雄心壮志，并没有考虑到运行成本。但是科特迪瓦承担得起这些工程的损失，也没有人在意它们是否有效率。

由于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工程，科特迪瓦的官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

虽然科特迪瓦的政府收入很多，但仍然不够花。于是，政府又通过各种渠道，以科特迪瓦未来的收入为基准，引进了大量的借贷资金。同样没有人在乎怎样归还，他们认为只要经济继续增长，世界继续贪得无厌地对科特迪瓦的产品充满渴望，好运就会继续下去。

但是，突然有一天，好运结束了。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发展突然陷入了停滞，西方人的胃口也缩小了，但非洲的供应还在扩大。几乎在一夜之间，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就从巅峰跌入了谷底，可可的价格只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咖啡的价格也跌了一半。

科特迪瓦的外债是以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作为预期的，一旦价格反转，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偿还得起规模巨大的外债。一旦人们的预期反转，世界资本市场就对这个新兴的国家关闭了。政府收入腰斩，开支却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海量的资金仿佛预感到了危险，开始从各种渠道出逃，更是雪上加霜。

科特迪瓦在挣扎了十年之后，宣布破产。繁荣的奇迹如同幻觉一般消失了。

乌弗埃—博瓦尼对科特迪瓦最大的影响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位老人认为自己还可以扭转局面，不想放弃权力，他压制住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以确保自己每一次选举的胜利。直到1993年他去世，也没有放弃权力。

在塞内加尔，桑戈尔放弃权力的那一刹那，成了政治改革的契机。塞内加尔的资源禀赋比科特迪瓦差很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遇到的麻烦也会比科特迪瓦多很多。但依靠桑戈尔的明智，塞内加尔渡过了建国之后的稳定性危机。

而乌弗埃—博瓦尼死后，科特迪瓦由于没有经过民主的锻炼和真正选举的熏陶，立刻变成了政治角逐的主战场。

接替他的总统贝蒂埃为了保住权力，用各种手段打击政敌。但是，到了1999年，贝蒂埃在政变中被前参谋长盖伊推翻。这一次军人统治时间不长，第二年就让位给了民选总统洛朗·巴博。

2002年，科特迪瓦国内矛盾终于爆发，发生了内战。内战的双方是政府军和北方叛军。由于北方有许多来自布基纳法索的移民，这些移民在乌弗埃—博瓦尼时期受到了总统的容忍，属于总统的铁票。到了新时代，他们受到的歧视越来越严重，于是爆发了内战。

这次内战打打停停，直到2010年，才达成新的协议举行选举。选举中，新总统候选人、来自北方的瓦塔拉与老总统巴博各自坚称自己获得了选举胜利，双方只好再次用战争说话。这一次，瓦塔拉取得了胜利。

瓦塔拉的胜利被视为对乌弗埃—博瓦尼政权的一次清算。在2000年，瓦塔拉就想参加选举，但他的竞争对手却制定了法律，要求候选人父母都是科特迪瓦公民，并且在选举前五年都住在国内。瓦塔拉的父亲来自布基纳法索，瓦塔拉虽然担任过科特迪瓦总理，却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就这样，他被禁止参加总统选举。2011年，他终于获胜，然而科特迪瓦已经历尽沧桑。

这个西非禀赋最好的国家暂时获得了平静，但它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最新的领导人由于是靠战争上台的，能否将和平持续下去直到完成政权更替，仍然是个未知数。只有一个政权完成了至少一次和平的政治交替，我们才能初步判定它可能已经走出了建国之后的颠簸。按照这个标准，科特迪瓦将在未来数年内获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