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

在打压武人实力的同时，北宋从建国之日起，历朝皇帝就有意识地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整个国家“崇文”的气氛。如宋太祖公开宣称：“宰相当用读书人。”暗含着新王朝排斥武人担任宰相。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开国初年，科举中第人数尚少。宋太宗继位仅两个月，科举考试就一次性录取近六百人，数量远远超过太祖朝。由于录取数量过多，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担心其中有滥竽充数之人，故而向太宗进谏。但太宗一门心思打算“兴文教，抑武事”，因此，对于臣僚的意见置之不理。宋太宗为了表示“崇文”的决心，大规模重建三馆，亲赐名为“崇文院”。太宗还亲率文武大臣到新落成的秘阁登楼观书，宫中原有的“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从宣扬武力的“讲武”到体现重视政事的“崇政”，这暗示了北宋王朝国策的转变。在皇帝若明若暗的推动下，北宋重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武人地位越来越低。武将逐渐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遭到严重摧残，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下，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这一点，在北宋初年宋太祖朝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宋太祖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换军职，辛仲甫回家将皇帝之意告诉母亲，结果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宋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超，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即便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在与西夏作战的关键时期，朝廷为了鼓励武事，下令其与文臣韩琦、庞籍、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兵书的何去非，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著名军事家，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

由此可见，在皇帝有意推动下，重文抑武思想已经成为北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上的优秀人才纷纷涌向文官一途，原本同样重要的武将一途乏人问津。长此以往，无疑会影响到宋代武将队伍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宋代军队在对外作战时的力不从心。此外，宋代推行募兵制度，士兵成分极为复杂，破产农民、地痞无赖，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

宋太祖朝，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宋太宗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真正形成。宋真宗时，继续推行“重文轻武”政策，结果在宋辽交战中，武将群体整体素质表现得极为低下，除少数武将尚称果敢外，绝大多数北宋武将面对来袭的辽军，或躲或逃，毫无斗志。如宋真宗咸平年间，辽军南犯，北宋禁军统帅傅潜统兵十万，却不敢应敌，“闭门自守”。禁军高级军官王荣奉命带领五千余骑兵追击撤退的辽军，王荣不敢进攻，徘徊数日，后为了搪塞朝廷，才不得已率领军队到宋辽界河南岸往返奔跑了一番。由于他担心遇到辽军，下令部下昼夜急驰，最后战马累死了近一半。

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北方战事基本停息，宋廷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更受到冷遇。寇准担任枢密使时，武人曹利用担任枢密副使。寇准一向瞧不起曹利用，两人一旦因为政事发生争执，寇准总是轻蔑地说：“你只是一介匹夫，懂得什么军国大事？”除了在朝堂之上武人不受重视，在疆场之上，武人统帅地位也逐渐让位于文臣。宋仁宗时期，朝廷“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价值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甚至出现了“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如此咄咄怪论。据宋代笔记小说《默记》记载，狄青任定州总管时，一次会客，官妓白牡丹趁着酒醉，公然取笑狄青脸上的从军刺文。一个地位卑贱的官妓，竟然敢在公开场合嘲笑朝廷地方高级将领，可见武将不受世人重视之一斑。在此背景下，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发言权。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宋人刘挚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