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得到皇帝和文官赏识的武将代表

五代以来，天下四分五裂，武将成为这一时期政治舞台上绝对的主角。赵匡胤称帝后，力图扭转武人飞扬跋扈的局面，建立中央朝廷的绝对权威。他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武将势力的措施，推行崇文抑武政策。赵匡胤制定的这一方针在太宗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更加强了对武将的压制，治国政策由五代时期崇尚武功转向崇尚文治，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重视文人、重用文官的风气。先前地位尊崇的武将在皇帝的刻意压制和社会轻视风气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变成了政治舞台的配角，成为不受重视的一个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五代时骁勇善战、脾气暴躁甚至有些残暴的武将形象越来越不适合北宋温文尔雅的文人气息。为了获得认可，武将开始按照皇帝和文官的标准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在北宋武将中，有一位武将得到了皇帝和文官的赏识，那就是曹彬。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曹彬不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身上表现出了谦和儒雅的气质。这种气质折服了对武将评价极为苛刻的宋朝读书人，正是他们将曹彬视作完美武将的典范。

作为一员武将，具有军事才能无疑是第一位的。从史书记载来看，曹彬似乎从小就对军事感兴趣，他出生在一个武将家庭，当他周岁的时候，家人按照某种风俗，在他周围摆放了许多东西，想通过看他拿什么东西来判断孩子的志向和前途。结果，幼年的曹彬左手拿着一把游戏用的戈，右手拿着祭祀用的俎豆。过了一会儿，又拿了一枚印，其余的东西连看都没看。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吃惊，因为从曹彬所拿的干戈和印来看，他将来会成为掌握帅印的武将，而且死后还会受到祭祀，因为他还拿了俎豆。

曹彬的军事才能在五代时期似乎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真正让他建功立业的还是在北宋。赵匡胤称帝后，即刻着手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曹彬先后参与过灭蜀和南唐的战争。特别是在降服南唐的战斗中，曹彬担当指挥全军的统帅。此后，曹彬还曾参与过收复燕云地区的雍熙北伐。雍熙三年，太宗以曹彬、田重进、潘美为都部署，兵分三路再次试图攻取燕云十六州，史称“雍熙北伐”。太宗吸取了高梁河之战的教训，没有御驾亲征，只是坐镇开封遥控指挥。这一次，宋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统率十万军队声言直取幽州，吸引辽军主力；中路田重进和西路潘美两路宋军抓住时机攻占燕云十六州其他州郡；最后三路宋军在幽州城下会合，合力攻取幽州。田重进、潘美两路攻城略地，进展十分顺利，曹彬一路也很快到达涿州，由于缺粮，只好返回雄州接济粮草。曹彬部下士兵看到另外两路宋军攻城略地，也急于立功，就带着粮食再次进攻涿州。辽将耶律休哥采用且战且退战术，延缓曹彬军队前进速度。当宋军再次到达涿州时，已经是人困马乏，再加上天气炎热，战斗力大大降低。辽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进攻，曹彬一路宋军在岐沟关被杀得大败。曹彬一路是此次北伐的主力部队，现在主力受到重创，其余两路宋军不得不撤退。潘美一路在撤退时，受命掩护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徙。宋将杨业受命迎敌，退至陈家谷口时，发现负责接应的潘美已经指挥军队提前撤退。杨业率领残部奋勇杀敌，结果寡不敌众，被俘三日后绝食而死，上演了这次北伐最悲壮的一幕。战后，曹彬因指挥失误而受到处罚。

纵观曹彬一生，他没有中国古代名将所具备的卓越的军事才能，除了消灭南唐，他真正立下的战功似乎并不是很多，岐沟关之败与他指挥不当有直接关系。从各方面看，曹彬都不属于一流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将领。令人惊奇的是，在北宋文人心目中，曹彬却简直成了他们理想中完美武将的化身。我们仔细分析当时的记载，就会发现皇帝和士大夫真正看重的，是曹彬军事才能之外的东西。

曹彬为人行事低调，谨慎小心。后周太祖郭威的张贵妃是曹彬的从母，因而他是皇亲国戚，但却从来不以皇亲自居。在后周时，赵匡胤掌管着禁军。作为同僚，曹彬对赵匡胤表现得不冷不热，除了公事，从不到赵匡胤家里去。平时同僚一起聚会，本来是拉关系的好机会，曹彬也极少参加。周世宗时，曹彬掌管禁中茶酒，赵匡胤为了和曹彬交往，就故意向他讨要御酒。曹彬既不想做违法的事情，又不愿得罪赵匡胤。他一面以御酒是官酒，不敢随便给人为由，拒绝了赵匡胤的请求，一面自己出钱买酒给赵匡胤喝。这种谨慎和明哲保身的行为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赵匡胤称帝后，曾经问曹彬：“我当年常有心亲近你，你却为什么故意疏远我？”曹彬回答说：“我是后周皇室的近亲，又担任着重要职务，小心谨慎做官，尚有受到朝廷责罚的忧虑，又怎敢有超乎寻常关系的交往？”显而易见，曹彬的特殊身份使他变得非常世故，更何况当时局势尚不明朗，赵匡胤能否夺得大位亦是未知数，圆滑的曹彬对他自然是敬而远之。赵匡胤听了曹彬的一番肺腑之言，觉得他很忠厚，就提升他为客省使，专门负责接待皇帝要见的客人。五代由于战乱频仍，朝廷不断变换，当时人的忠节观念都比较淡漠，往往谁有实力，就会成为众人效忠的对象。作为武将，曹彬能够洁身自好，不结党营私，显得尤为可贵。

入宋以后，曹彬失去了后周皇室的庇护，因而其行事低调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北宋统一战争中，南唐是当时实力比较强大的政权。赵匡胤特意派遣曹彬担任主帅，负责攻取南唐。曹彬在消灭南唐回朝复命时，没有大肆张扬，只是轻描淡写地称，奉皇帝圣旨，从江南办事回来了，丝毫不提自己的功劳。曹彬的这一做法被宋代士大夫津津乐道，都称赞他不居功自傲。

除了谨慎，曹彬身上还流露出当时武将少有的一些品质。他不贪财，不嗜杀。太祖乾德二年，北宋发动了消灭后蜀的战争，曹彬以都监的身份参与了这场战斗。占领蜀地后，许多宋朝将领，包括王全斌、崔彦进等人都趁机大肆掠夺金银财物，而曹彬除了图书和几件衣服皆不取。回朝后，掠夺财物的将领都受到了太祖赵匡胤的处罚，就连宋军统帅王仁瞻等也承认，这次出征只有曹彬没有掳掠财物。赵匡胤对曹彬的清廉颇为满意，授予他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

这一时期，很多武将凶残暴戾，嗜杀成性。北宋勇将王彦升，对待俘虏十分残暴，他将俘虏的耳朵撕扯下来佐酒，竟然面不改色，俘虏往往鲜血淋漓地跪在地上，吓得不敢叫一声。曹彬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每逢作战，他都竭力不滥杀百姓，史书上没有他虐待战俘的记录。曹彬自己宣称：“自从我成为武将，杀的人够多了，但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喜怒哀乐随便杀一个人。”太祖命王全斌率军平蜀，曹彬为都监，诸将都打算屠城发泄其愤怒，只有曹彬约束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在进攻南唐时，曹彬有意多次暂缓攻城，劝说李煜投降。他知道南唐十分富庶，而抵抗的时间又比较长，担心手下将领、士兵在城破后出于泄愤而大肆烧杀抢掠，就在城池将要攻破的时候，曹彬忽然称病不能出门办公，其手下将领急忙前去探望病情，问他得了什么病，曹彬回答说：“我的病不是用药物可以治好的，只需要你们诚心发誓，在攻破城池后不滥杀一人，我的病就会痊愈了。”面对主将的请求，诸将都表示同意，一同焚香发誓。第二天，曹彬的病自然就好了。因为曹彬的事先安排，南唐投降后才没有遭受残酷的屠杀。曹彬这项功劳被人大加称赞，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数百年后，元朝的伯颜丞相统兵南下灭南宋，就宣称要以曹彬攻取南唐为榜样，不滥杀一人。

正因为曹彬深谙内敛之道，他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器重，官位越做越高，一直做到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史书上记载，曹彬在枢密院从来没有违背过皇帝的意愿，也不背后议论他人长短。尽管已经位极人臣，曹彬却从来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仍然能保持平和的态度，从来不对手下人发脾气，不称呼低级官吏的名字。一次手下吏人犯了罪，需要执行杖刑，曹彬一年后才杖责这个吏人，当时没有人知道曹彬延期行刑的原因。后来，曹彬才做了这样的解释：“我听说这个人刚娶了媳妇，如果对他实行杖刑，那么这个媳妇的公公婆婆一定会以为是儿媳妇给儿子带来了霉运，就会整天对儿媳妇进行斥责。这样的话，她在婆家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因此我将处罚延期执行，这并没有违背法令的规定。”

对文臣士大夫，曹彬更是恭恭敬敬。平时他着装很正规，从不穿便装会见客人。如果有事出门，曹彬总是嘱咐手下人不得大张旗鼓，尽量做到悄无声息。在路上遇到士大夫，不论官职大小，曹彬总是先让路。雍熙北伐失败后，文臣赵昌言上书太宗，要求对败将执行军法，曹彬作为岐沟关失利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难逃罪责。后来，赵昌言由于受到别人的弹劾，得不到觐见的机会，曹彬当时在枢密院，他不计前嫌，向皇帝替赵昌言求情，皇帝这才允许赵昌言觐见。曹彬这种刻意低调的行为得到了文人士大夫极高的评价。在他们看来，只有像曹彬这种虽然职位很高但懂得收敛的武将才是真正品格高尚的。而在皇帝眼中，曹彬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为人又忠心耿耿，更是难得。平定后蜀还朝时，赵匡胤问曹彬宋军官吏的情况，曹彬很谨慎地说：“除了战场上的事情，其余的不是我该知道的。”赵匡胤一再追问，曹彬不得已才说：“只有随军转运使沈义伦为人清廉，可以担当重任。”此后，沈义伦颇受重用，做到了宰相的职位。

事实上，曹彬性格中的谨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揣摩皇帝的内心世界。北宋建立后，对武将的猜忌和压制越来越明显。正是因为了解皇帝的想法，所以曹彬做事力求周全，尽量不触动皇帝敏感的神经，以免引祸上身。

一次，曹彬和潘美奉命攻打北汉，眼看就要取得胜利，曹彬却下令部队后撤，潘美极力主张进兵，曹彬始终不答应。战后，潘美问曹彬为什么退兵，曹彬回答说：“当今皇帝曾经御驾亲征都没能攻下北汉，我们两个如果攻下北汉，那不是想快点死吗？”显然，曹彬担心自己功高盖主而招来杀身之祸。到面见皇帝的时候，太祖赵匡胤质问他们为什么没能攻下太原，曹彬巧妙而得体地回答说：“陛下神武圣智，尚且不能取得胜利，做臣子的怎么能够成功？”赵匡胤听了点点头，没有再责备他们。正因为深知皇帝猜忌武将，尤其是有才能的将领，为了明哲保身，曹彬才不惜以牺牲战场上的胜利来换取皇帝的信任；也正因为他对皇帝心理了如指掌，才能做到不喜不愠。

南唐是南方割据政权中实力比较强大的政权，赵匡胤对出征南唐十分重视，在曹彬统兵出发前，当面向他许诺：“等平定了江南，就让你做使相。”副统帅潘美提前向曹彬祝贺，曹彬却说：“不是这样的。此次征讨，靠的是皇帝的神威，遵循的是皇帝的神机妙算，才能马到成功，我有什么功劳？更何况使相是官职中的极品，我是不会得到如此高的职位的。”潘美问他为什么如此肯定，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平定南唐得胜还朝后，太祖要进行封赏，赵匡胤说：“我本来打算授你使相的官衔，但考虑到盘踞太原的刘继元还没有归顺，所以你就先等一等。”听到赵匡胤说这样的话，潘美就偷偷看着曹彬微笑。赵匡胤发觉了，问是怎么回事，潘美不敢隐瞒，如实禀报。赵匡胤听完以后也笑起来，当即赐给曹彬二十万钱，算作奖赏。曹彬退朝后说：“人生何必做使相，做大官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多得钱财罢了。”

曹彬的这个故事被很多笔记小说所记录，被宋人作为太祖有宏图远志和曹彬不贪功的证明，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曹彬所说的话却颇有些令人费解。曹彬将当官的目的归于得钱，这句话本身并不符合曹彬的性格。事实上，史书上看不到曹彬爱钱的记载，反而说他不贪财。比如曹彬做官得到的俸禄都周济了宗族，自己没有多余的钱。后周时，曹彬奉命出使吴越，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一概拒绝，完成使命后即刻回国。吴越人驾着轻舟追上曹彬，执意赠送礼物，曹彬推辞了好几次，最后看到对方确实是真心实意，就说：“我如果再坚持不收，就是想要赚取清廉的名声。”于是就接受了吴越人馈赠的礼物。但曹彬并没有将礼物占为己有，而是封好后带回来，统统上缴给朝廷。周世宗知道后让曹彬将礼物带回家，曹彬谢恩后，将礼物全部分给了亲戚和旧相识，自己不留分毫。欧阳修也说过曹彬住的房子很破，却并不肯修缮。从以上记载来看，曹彬绝不是那种见钱眼开、嗜财如命之人，因此曹彬说做大官是为了多捞钱，其用意大概是为了装出一副政治上毫无野心、做官只为了发财的形象，借以打消太祖的疑虑。

曹彬虽然有晚年带兵雍熙北伐失利的耻辱，但皇帝对他并无怠慢的意思。真宗继位后，任命曹彬为枢密使。咸平二年，曹彬病重，真宗亲自到曹彬家中探望，并为他调药，当场赏赐白银万两。当年六月，曹彬病逝，真宗再一次到曹彬家中吊唁，哭得特别伤心。以后对宰辅大臣谈到曹彬，真宗都忍不住流泪。同样是武将，曾经力助寇准促成真宗前往澶渊的高琼就没能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当时高琼病重，真宗也曾打算前往探视，但遭到宰相的阻拦而未果。

曹彬死后被追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曹彬妻子高氏被追赠韩国夫人。曹彬的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都得到了官职。八月，真宗下诏曹彬与赵普配飨太祖庙庭。曹彬能够享受配飨的荣耀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从配飨的人来看，很明显是一文一武。赵普是太祖早年的亲信，又参与陈桥兵变，可以说是北宋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虽然他和太宗有一些矛盾，但享受配飨也算实至名归。与赵普相比，曹彬在各方面似乎都没有突出之处。由于曹彬的姨母是后周太祖的贵妃，他是后周的皇亲，在后周时，曹彬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与石守信等人比较起来，他本人并不是陈桥兵变的参与者，因此，在北宋建立之初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曹彬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他一贯谨慎的作风让他开始被太祖、太宗重视。曹彬享受到配飨的荣耀，与北宋朝廷确立的武将标准有一定关系。曹彬谨慎的性格、低调的作风符合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对武将的口味。曹彬儒将的形象让他更容易被接受，所以才能获得这个机会。

曹彬是个聪明人，他早早觉察到北宋崇文抑武的政策，并适时顺应了时代要求。为求明哲保身，在让皇帝对自己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曹彬小心翼翼地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作为一员武将，曹彬无疑是不幸的，但与北宋大多数武将相比，曹彬又是幸运的，他不仅长时间得到皇帝的宠信，做到枢密使的高官，死后还得到配飨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而大多数北宋武将，则更多的是沉沦下去，或者在皇帝和文臣的猜忌中痛苦地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