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审判制度（二）

（二）民事诉讼审判制度

1. 起诉与受理

民事纠纷和诉讼不可避免地会对生产和社会风俗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宋朝政府从起诉人、起诉时间、诉讼时效、诉状、受理等方面对民事诉讼进行了限制。

由于老人、笃疾及孕妇无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宋朝规定他们不能提起诉状，而要由亲属代投，相应的责任也由代理人承担，如果没有亲属则不在此限。此外，民事诉讼的起诉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干己事”者提出起诉要受到责罚。这是出于维系民风的考虑，防止形成告讦之风，以期息讼宁人。

《宋刑统》规定，所有田宅、婚姻、债务之类的民事诉讼，必须在每年十月一日以后才能起诉，次年正月三十日停止受理，三月三十日以前审理完毕，其目的是不误农时。而与农户无关的案件，则不受起诉时间的限制。这种根据农时来规定案件起诉、受理、判决时限的法律，称为“务限法”。南宋时期，由于南方气候与北方不同，耕作时间也不一样，对起诉时间的限制也做了调整。高宗绍兴二年规定，准许起诉的时间仍然是十月一日，但终止日期改为二月一日，较北宋减少了两个月。这些只是朝廷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往往根据本地的农耕情况来确定民事诉讼的受理日期。朱熹知潭州时，因为当地只有早稻，收获以后农民便少有农事，因此下令受理民事案件不必等到十月。

另外，宋代对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进行了限制，以防止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建隆三年规定，典当、倚当庄宅物业的诉讼时效为三十年，超过三十年后，没有文契或虽有文契但难辨真伪者不再受理。时隔不久，建隆四年颁布的《宋刑统》将上类案件的诉讼时效由三十年缩减到二十年。南宋时期，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定更为细致，时效也更短。由于分家产而导致的产权纠纷为三年；由于遗嘱继承导致的产权纠纷为十年；典卖田宅后发生利息债负问题或亲邻先买纠纷为三年；私自典卖众人田宅，过十年不再追究责任，只偿还其值，如果十年后典卖人已死或已超过二十年，则不再受理；长辈盗卖卑幼产业的案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随时可以申诉。

宋初对诉状书的格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宋刑统》规定，诉讼人可以自己书写，在状后写明是自书；也可以雇请别人代写，在状后注明写状人姓名、家庭住址；如果本人不识字，又不能雇请他人，甚至可以用白纸充当诉状起诉。但是随着诉讼活动日益增多，民间出现了一些专门以替人写状纸为生的人，称为“珥笔之人”，这些人往往在写状过程中虚构情节、教唆诬告，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秩序。鉴于这种情况，宋朝政府加强了对诉状书写的控制。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专门替人写诉状的“写状钞书铺户”，由官府控制，选差民间德行高尚的人专门代人书写诉状。宋朝政府规定，凡是普通百姓的民事起诉，必须要有写状铺户所写的诉状，否则不予受理。

宋代官府受理民事案件存在严格的规定，司法机关开拆司吏人负责接收百姓诉状，对于符合起诉要求的诉状，相关司法机关必须受理，否则要受到处罚。哲宗元祐四年，苏州知州刘淑、两浙路提点刑狱莫君陈因不受理章惇强买昆山民田一案，最终被贬官。对于不符合规范的诉状，开拆司吏员有权拒绝收受。凡出现下列情况，官府可以不受理诉讼：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状注年月、姓名不实不受，投白纸状不受，拦轿状词不受，事不属本司不受，非户绝孤孀而以妇人出面不受，自刑自害状不受，匿名状不受，等等。这些规定完善了司法程序，但也使得百姓的诉讼权受到极大限制。

2. 证据制度

宋代民事诉讼采用的证据可谓多种多样，如书证、物证、人证、鉴定结论等，但其中最能反映宋代特点的则是书证，包括各类契约、遗嘱、订婚帖、宗谱、图册账籍、书信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进一步普及和完善，民间的财产关系基本都要通过契约来确定，“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书证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当事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诉讼过程中也最具法律效力。

由于书证的重要作用，一些人为了谋求不法利益，往往伪造文书，以获得有利的证据。在审案过程中，辨别书证的真伪成为官员审案的关键环节。官府在使用书证之前都要先进行检验，以查明真伪。真宗天禧元年，在眉州大族孙延世伪造契约夺取族人田产一案中，九陇县令章频经过仔细检验，发现契约上字墨覆盖在朱印之上，于是断定契约是孙延世先盗取印章，然后再添加内容作伪，从而使案件真相大白。如官府不能查明书证真伪，则委托书铺鉴定，书铺要对鉴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如不能辨明真伪，则要借助了解案件的相关人进行旁证，或者进行实地考察。

以书证作为民事案件的重要证据，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宋代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能够广泛搜集证据，特别是注重最能反映真实情况的书证，并通过寻求旁证、实地考察等手段来验证书证真伪，对于正确判决民事案件无疑有着积极作用，也反映了宋代司法制度的进步。

3. 审判制度

为了防止民事案件拖延不决，影响当事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宋朝政府设定了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南宋孝宗乾道二年规定，州县半年之内没有结案的民事案，可以由监司受理。宁宗庆元年间进一步要求地方官府，简单的民事案当日必须结案；如需要追摄证人，县衙的审理以五日为限，州郡十日为限，监司半月为限，各司法机构无故超越审理期限，诉讼双方则有权越诉。

民事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适用的是人情与国法并用的原则，采取调处与判决相结合的结案方式。具体而言，当法律规定与儒家伦理纲常相符的时候，则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一旦出现法律与儒家伦理纲常相矛盾的状况，就突破法律条文的限制，根据纲常礼教做出判决，以达到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

对各级官员来说，儒家伦理是等同于甚至远远高于法律的，确如范应铃所言，“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因此，官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于法律之外循用人情，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如毛永成诉讼赎回田宅一案，本已超出十年的时效，依法应判毛永成虚妄之罪，但主审官吴革认为，毛永成所诉虽不合法，但尚有值得考虑之处。首先是毛汝良典卖之屋与毛永成之屋连桁共柱，如果被买者拆毁，毛永成之屋则不能自立；其次是毛汝良典卖之地中有毛永成祖坟一所，因此毛永成的要求是合乎人情的；最后吴革判决，将屋二间及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兑还给毛永成。这是典型的法外用情的案例。

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可以法外褒奖，对背离儒家伦理纲常的行为则不问是非，严厉处罚。如阿张因为丈夫朱四的舅舅非礼自己，向官府申诉要求离婚。地方官胡颖认为，阿张为朱四妻已经八年，即使朱四身患重病，也应该终身不改。阿张向官府申诉要离婚，已经背离了夫妇之义，而又诬陷舅舅非礼，严重违背了儒家伦理纲常，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但却对阿张处以杖六十的处罚。在这一案例中，胡颖没有适用法律中“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的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儒家纲常中“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的道德规范，对阿张进行了处罚，这显示了儒家伦理道德在处理民事案件中的特殊效力。

儒家传统伦理提倡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认为词讼之兴有损于纲常名教，伤风败俗。因此，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宋代官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往往并不只是为了把某一个具体案件调查清楚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能够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在审案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直接进行判决，而是利用伦理纲常对诉讼双方进行调解，一是官府直接调处，二是官府谕令乡邻调处。

官府调处。对于案情清楚的民事案，直接判决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官员往往亲自向双方当事人陈述道理，晓以利害，以和亲睦族。如刘克庄审理的谢迪悔婚案中，谢迪先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颖，后又悔婚，刘颖将谢迪告上公堂。如依法判决的话，谢迪必须将女儿嫁给刘颖，但刘克庄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法律规定判决此案，而是对双方进行劝导。他一面令谢迪参看法律条文，仔细考虑；一面开导刘颖及其母亲，两家已经对簿公堂，纵使成婚，日后也无颜相见。同时又令乡邻亲戚从中说和，经过六次劝导，两家终于达成协议，调解成功。官府对民事案件的调处，往往能收到比直接依法判决更好的效果，确实达到了教化社会的目的。

乡邻调处。有些官府不便进行调解的案件，则依靠诉讼双方的乡邻亲戚从中协调，由于他们比较了解与诉讼相关的情况，与当事人关系较为密切，因而更容易让双方达成和解。如蒋邦先诉李茂森“赁人屋而自起造”一案，审理官员认为两家既是亲戚，不应为了区区小事伤了两家和气，因此并未依法判决，而是请邻里从中劝和，促成了两家和解。

同审理案件一样，调解过程也是有期限的，一般为五日，如到期不能达成和解，官府就会根据案情检选适合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判决结束后，给当事双方发放“断由”，写清案件的缘由、诉讼请求、双方争议所在、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内容，作为结案凭证和当事人上诉的依据。如果结案后不给断由，司法机关就要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