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宋代社会中的地位
宋代是一个重视法制的朝代，统治者总结前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认识到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因而宋朝建国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这些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以至“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在颁布大量法典的同时，宋王朝十分重视加强对官吏进行法制教育，在中央设律学，培育专业的法律人才，提高官吏执法水平。同时，朝廷将官员的任用升迁与其法律水平的高低结合起来。神宗熙宁年间规定，凡进士及诸科出身之人都要先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通过之后才能授予官职；选人改官之前也要进行法律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升迁。这些措施充分表明，法制在两宋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宋政府虽然重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官员法律素质的提高，但对法律在民间的传播和百姓习法却予以严格限制。南宋高宗绍兴七年下诏，“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胁持州县，伤害善良，仰监司、守令遍出文榜，常切禁止，犯者重置以法”。宋朝之所以禁止法律在民间传播：一是担心百姓习法后会争讼不已，不利于社会稳定；二是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从“愚民”的角度出发，使民不知法，由官方垄断法律，以便凭统治者的意志运用法律。
尽管宋王朝一再申严禁令，但依然遏制不住法律在民间广泛传播的趋势，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各种经济纠纷显著增多，这就使得百姓迫切要求了解法律，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外，宋代法律烦琐详密，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律条；宋王朝又对民事诉讼做出了种种复杂的规定，稍不中规，就不予受理。因此，百姓必须对相关法律有所了解。
为了满足平民学习法律的需求，宋代民间兴起了私办讼学，并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江西是私办讼学较兴盛的地区，当时江西民间有一本名叫《邓思贤》的书，专讲讼法，许多学校都把这本书当作教材讲授。乡村一些学校专以教习法律、讼学为业，“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皆词诉语。”可见民间学习讼学的不仅是成人，甚至有儿童从小就开始接受讼学教育，这些人学成以后，“更相告语以及其父子兄弟”，从而使法律知识得到广泛传播。
法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人们不再用野蛮的武力行为来解决，而是倾向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两宋时期，民间诉讼空前增多，显现“尚讼”风气。江西人好讼在当时已是全国闻名。宁宗时，江西崇真观女道士王道存与熊氏等十数家争讼地界，声称数家所居之地、所葬之坟皆是观中土地。因不满县主簿的判决，王道存又上诉至转运司。转运司判定其中一家应拆毁房屋归还道观，其余数家付给王道存租钱，王道存竟还“恃其澜翻之口舌，奔走于贵要之门”，扬言要挖掘余登、谭太两家已葬数十年之祖坟。地方官黄榦书写判词时也不得不感慨，“江西之俗，固号健讼，然亦未闻有老黠妇人如此之健讼者”。宋代其他地区的“健讼”之风也不逊于江西，如江南东路的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其视入狴牢、就桎梏犹冠带偃箦，恬如也”。又如婺州东阳，“习俗颓嚣，好斗兴讼，固其常也”。可见宋代民间“尚讼”已不是一州一县的个别现象，而几乎是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南宋宁宗开禧年间，“州县之间，顽民健讼，不顾三尺。稍不得志，以折角为耻，妄经翻诉，必欲侥幸一胜。则经州、经诸司、经台部，技穷则又敢轻易妄经朝省，无时肯止。甚至陈乞告中，征赏未遂其意，亦敢辄然上渎天听，语言妄乱，触犯不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改变，“义利双行”甚至“重利轻义”的财富观取代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面对日益复杂和频繁的经济纠纷，人们更注重维护、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民间的“尚讼”之风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心理变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统治者并没有看到民间“尚讼”的真正原因，而把这种现象归结于顽劣之民的无事生非，或者是一些奸猾之徒的教唆挑拨。“大凡市井小民、乡村百姓，本无好讼之心，皆是奸猾之徒教唆所至。”民间诉讼之所以增多，“皆是把持人操执讼柄，使讼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得休”。宋朝统治者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把民间这种“尚讼”之风看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此多持批判态度。
事实恰好相反，“尚讼”之风的出现，反映出来的正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百姓遇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更多地求助于法律，这种意识的出现在封建时代是非常可贵的。百姓健讼并不会引起社会不安，引起社会不安的是官府有法不依、知法枉法的行为，“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政不廉，法不平”，百姓自然会“纷纭于下”“口不可塞也”。百姓知法懂法，就可以对官府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官府也不敢再把民事诉讼视为“民间细故”，而要精心审理，倍加关注，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司法公正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法律在宋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人陈亮在总结本朝与前朝法律之不同时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陈亮把宋朝完全视为一个法治社会。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合适的，宋朝毕竟仍然处于帝王时代，皇帝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人治”的因素要远远大于“法治”的因素，但无论如何，两宋时期，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结语
宋代统治者以“防微杜渐”为治国准绳，推崇“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强调提前预防和及时遏制不良的势头，这一点在法制体系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人以唐律为基础，结合五代以来，尤其是开国后的治理经验，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颁布了上百部法典。以体例而言，宋代法律较前代有显著变化。唐代法律文书分为律、令、格、式四类，北宋前期沿袭唐制，同时大量编敕，作为《宋刑统》的补充，如太祖时期的《建隆编敕》四卷、太宗时期的《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淳化编敕》三十卷等。除颁布通行全国的综合性敕令外，宋廷还针对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的需要，制定专门的条文。神宗在位时期，熙丰变法彻底打破了单纯按“律令格式”分门别类的传统，提升了编敕的地位，建立起以“敕令格式”为核心的新体系。此外，“例”也被赋予法律效力，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中。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百废待兴，朝廷重新整编国家法典。宋孝宗认为“敕令格式”的分类原则，会导致同一事项的相关条款极为分散，不便于官吏查阅、遵行。“用法之际，官不暇遍览，吏因得以容奸”，良好的制度设计反而难以落实。因此，宋廷下诏依照“随事厘入”的方式，以事分类，确立起又一法律形式——条法事类。《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淳祐条法事类》先后颁订，宋代法制进一步走向规范和成熟。
从法条的内容来看，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皇权旁落、藩镇割据的教训，一方面强化了皇权对法制的影响力，使皇帝有权干涉立法和司法程序，另一方面严格规定官员的选拔、任用流程，用法律条文限制官员的权力。而在社会层面，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宋代平民地位上升，客户、雇佣奴婢等特殊群体也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编户齐民”。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朝廷也十分重视民事立法和司法审判，从出台法令、设立机构等多个层面完善刑狱审理和诉讼审判制度。然而，宋朝统治者认为，民众掌握较多法律知识，会难以“驯服”，乐于诉讼则容易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会增加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朝廷不允许民间私藏、传播官方法典，并对民事诉讼做了相当严苛的规定，以减少诉讼案件。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尤其是南宋理学家追求儒家“无讼”的理想目标，倡导民众“息讼”，即经过亲戚邻里、州县官府调解或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息讼”思想源于亲邻和睦的道德观念，目的是劝导民众私下解决民事争端，避免因对簿公堂而伤及和气，为双方保留“体面”。尽管如此，宋代依然形成了“尚讼”的社会风气，民间“讼学”兴起，民众积极学习法律，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自觉地寻求法律帮助。有宋一代，民众兴讼频繁，所讼案件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说明当时民众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对法律充满信心和信赖。
总的来说，官方对法制建设的重视和民众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共同推动了宋代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宋代法制体系的种种成就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起到了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