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一）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仁宗庆历年间为宋学的形成阶段，代表人物有宋初三先生、李觏、欧阳修等，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仁宗晚年到神宗时期为发展阶段，形成荆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以洛、关为代表的理学派鼎足而立的局面，而以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南宋以后，宋学进入演变阶段，经过杨时，胡安国、胡宏父子的积极努力，特别是宋高宗对荆公学派的打击，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二程理学派独擅胜场，而继之而起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南宋学术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但仍有以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与之相对应。

（一）宋学形成阶段

胡瑗、孙复和石介被称作“宋初三先生”，他们开宋代学术的先河，是宋学的先驱。胡瑗首倡“明体达用”之学，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为体，以举措天下、润泽万民为用，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些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道德在胡瑗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胡瑗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本位的思想，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性命之学。孙复以治《春秋》名世，在《春秋尊王发微》中，他着重阐明尊王“微旨”，正名分大义，强调纲常伦理的重建，维系等级制度，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孙复这种治经思路得到后世诸儒的秉承，朱熹也称赞他正确理解了“圣人”的心意。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与孙复的尊王“微旨”都含有理学政治伦理观的因素，成为其后理学派的性命道德之学的先导。比较而言，石介的思想较胡瑗、孙复更具有明显的理学色彩。他言必称“道统”，力图将君统与道统结合起来，宣称“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试图说明“一教”与“一君”相辅相成，君统与道统相统一。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天地和人间、自然和社会都受“道”的支配。他的这一观点与此后的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本体论非常接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理学思想体系的端倪。

在宋学创兴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是宋学建立阶段的核心人物。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据《宋史》记载，“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对宋学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位学者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他的提携，关学创始人张载也是在范仲淹的引领下才最终走上学术道路，最终得以自立于学术之林的。朱熹推崇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代士风“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宋史·范仲淹传》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充分肯定了范仲淹作为宋学建立阶段的带头人的地位与作用。此外，范仲淹本人在学术思想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泛通《六经》，尤以对《易》的研究见长，能够摆脱前人的注疏，从义理方面进行阐发，援引《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言论为社会变革寻求理论依据，体现并引领了宋学通经致用之风。

（二）宋学发展阶段

仁宗庆历年间以后，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出现了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张载关学、周敦颐濂学和二程洛学等学派相互辩论的局面。他们兼谈性与天道，关注伦理纲常和道德修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自然观到道德修养论的理论体系。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王安石曾被封为荆国公，其学派也因此得名“荆公新学”。王安石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道”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的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也就是细微而看不见的颗粒“朴”，而不是“无”或精神性的东西。“道”分化为阴阳二气，进而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五行”，天地万物即是由“五行”

演变而来。从这种唯物主义观念出发，王安石提出了“天地与人，了不相关”的天道论，认为天是物质之自然，没有意志、情感，它的变化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社会人事无关。人不能被动地遵循天道，而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

在认识论方面，王安石强调人的形体是一切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天生就具有认识能力，客观世界是可知的，一切自然规律都可以被认识，人们后天的学习和锻炼也很重要。人性论方面，王安石的观点较为接近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提出“性本情用”的人性论。所谓“性”，指人的自然性能，在人的形体形成时就天然存在，而“情”则是人的感情与欲望的表现，是“性”在某种条件下的外在反映。“性”无善恶之分，只有“性”产生“情”以后，善恶才能被分辨出来，也就是说人之善恶，取决于后天的习染与修养。

王安石的思想闪耀着辩证的光彩。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运动变化中，这是其内部矛盾作用的结果。矛盾普遍存在，一切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事物就在普遍的矛盾中相互联系、发展。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种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王安石提出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他批判了历史退化论的观点，指出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有着人类无法扭转的客观必然性，必须要不断变革旧制，以适应和推动历史的发展。

王安石的学术集中体现了宋学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他以儒为本，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旧传统，敢于突破旧框架，探求意蕴，自创新学以解释经典。在力求义理的同时，王安石务求通经致用，为倡导革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梁启超评论新学说：“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新学“经世致用”的实质与变法革新的内在联系，指出新学的一大突出特色。

宋学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蓬勃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的学术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他对儒家以外诸学说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指出要了解经的真谛，必须在学术上具有广阔的视野，因此对于诸子百家以至医书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大量摄取诸家思想，博采众长，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充实自己的学说。“荆公新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都在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其学说一经提出，便得到时人的翕然响应，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学说能够与孟子之说一较上下。王安石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对我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在政治领域，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在学术思想领域，二者也在很多方面截然两立。例如在天道观上，司马光继承孟子、董仲舒以来的天道观和天命论，认为天是“万物之父”，有自己的意志和人格，人们必须依据天命行事，否则就会遭到天的惩罚，从而与王安石人定胜天的思想相对立。基于天道观方面的根本分歧，二人在人性论、德才论、贫富观等一系列问题上分立，相互论辩。司马光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和”及“格物致知”的阐发。所谓“中和”，也就是“中庸”，是司马光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他认为“中和”是天下的根本大道，天地万物都不能违背“中和”的法则，人世间的仁、智、礼、政、刑也都要遵从“中和”之道。他以“中和”为题，对自然现象乃至人的身心都进行论述，最后引申到治国平天下的主题上来，这是宋学对此问题的开创。“格物致知”是《大学》的基本思想，司马光对它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其中的关键在于“修身”，他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又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反映其追求在于明道德之至善，对后来二程、朱熹的相关学说有先导之功。

在宋学发展过程中，苏氏蜀学派以其独有的特色占据着一席之地。蜀学派的创始人是苏洵，他治学较晚，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苏洵对于诗、书、礼诸经均有所论述，所撰《六经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他的治学路径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以小见大的取径，善于从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点出发，纵横古今、上下钩索，朱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蜀学在苏轼、苏辙的推动下得以继续发展。苏轼著有《东坡易传》，以完成其父未竟之志，另有《东坡书传》二十卷传世。苏轼自己对《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这三部著作非常看重，认为它们完全能够体现自己的学术思想，“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苏辙论著很多，尤以《老子解》为最优，其书以老子之学为中介，汇通儒、佛之说，以佛解老而又通于儒，统合三家，阐发富有新意的儒学。南宋朱熹对蜀学颇多否定，批评苏氏父子出自《战国策》纵横家之流，又深受释、老影响，主要的立足点就是认为苏氏学术驳杂不纯。虽然不乏门户偏见，但朱熹所指出的恰恰是蜀学派的学术特色，立足于儒而兼取其他诸家学说，儒、释、老庄“三教合一”，自成一格。除去苏氏父子外，蜀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等。总体说来，蜀学派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是惊人的，代表了宋学诸学派中偏重于文学方向的支流。欧阳修曾赞许道，“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他们开宋代学术之先河，为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先驱性资料，也揭开了后来理学借助儒家经典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序幕。但是，三人尚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其思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理论。理学真正的开山祖师及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道州营道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其学被称为“濂学”。周敦颐遗留下来的著作虽然不多，仅有《太极图说》《通书》等数种，但他在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对宋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援佛、道入儒，使佛、道思想与儒家《易》《中庸》等经典著作相互渗透，建立起思辨的哲学逻辑结构，为理学家出入佛、道开辟了新路，为建立理学体系提供了楷模。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周敦颐精练而完整地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生成模式和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人性和道德伦理进行了论述，使其学说富有哲学的理性思辨特点。周敦颐的学说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被后代理学家奉为经典。他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礼乐、诚、顺化、理、气等，都为后世理学家反复引用和发挥，其中，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周敦颐在宋代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对尔后中国六七百年的哲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张载，字子厚，凤翔郿县人。长年在陕西凤翔府横渠镇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是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开创的学派由于地处关中而被称为“关学”，其学说别具风格，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有重大影响。张载的学术思想从本体论、道德论到认识论，形成了完整的框架，理学的许多命题在他的学说中已经出现。张载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一方面，他把物质实体“气”作为宇宙的本体，建立了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另一方面，他又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最终在“心”的基础上统一了他的哲学思想，走向了唯心主义，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理学思想。他将人世间的伦理观念归因于“气”的属性——“天性”，并通过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来沟通本体论、道德论和认识论，奠定了理学理论的基础。但他没有把“理”作为宇宙唯一的精神本体和主宰，也没有把“天理”“天性”作为与“气”并存的精神本体，而是使“气”的属性——“天性”带有伦理性质，具备了理学思想中“理”的某些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回答了“性与天道”这一理学的中心问题。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命题，将它们分别作为善的根源和恶的根源，“气质之性”阻碍了“天地之性”，便有了善恶的分别。这一命题后被二程继承和发展，成为他们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理学思想与其唯物主义思想混杂一处，反映了理学开创时期的不成熟性，尽管如此，他仍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儒学由宗教化向哲学化过渡，人格化向抽象化过渡的必经阶段。张载的学说注重学以致用，突出地展现了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儒者所传唱，显示了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

程颢，字伯淳，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均为洛阳人，长期于洛阳居住讲学，其学派被称为“洛学”。理学体系形成于二程，他们开创的“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是理学的典型形态。“洛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天理论，它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总和，是万事万物所依据的准则。把“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和理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在宋明理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以“理”为核心，二程兄弟构建了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从天理论出发，二程系统地构建了人性论的理论，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这就使人性论不仅仅限于伦理学的善恶问题，而是把它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二程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人事社会的总的根源，性是理的体现，从道理上讲，它应该是善的，其所以为恶，是由于为外物所蔽，这就是“人欲”。据此，二程提出了他们“灭私欲”“明天理”的道德说，将人性论转到道德修养论，主张“克己复礼”，以去除“人欲”，恢复“天理”。这种理论将人们的全部生活置于天理的支配之下，要求人们服从天理，安于义命，天理成为人们的精神镣铐，是一种十分消极的哲学。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物”，并不是指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是指“理”。所谓“格物”，其目的并非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心里恢复“天理”，使人们认识到事事物物都是天理权威，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天理”的要求。二程的这种认识论是与其本体论、人性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值得注意的是，二程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同：如程颢提出“心即理，理是心”，强调“心”的作用，只要“尽心”，便能“知性”“知天”，表现出反躬内心的心学思想倾向；而程颐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下只是一个理”。二人之间的不同，为日后“理学”“心学”两个学派的分立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