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散文
宋代散文是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发展的，但无论内容、形式还是语言、风格，都比唐代散文有新的开拓。唐代的古文运动，实际上经过北宋诗文革新才最后完成，建立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宋代散文大家辈出，风格各异，总体来讲，是发展韩愈“文从字顺”的特点，长于议论，这与宋代许多散文家同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有关。
宋初散文承晚唐五代余风，卑弱浮艳有余，刚健明快不足，一味追求文字上的精巧华美，以满足人们的感观之娱。这种文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首先鲜明提出改革主张的是柳开。柳开推崇古文，指出古文之价值不在于辞涩言苦，使人难以读懂，而是要文以载道，用散文服务于现实政治，不能只作无病呻吟。柳开是倡导“古文运动”的第一人，为宋代建立平易畅晓的文风开辟了道路，但他太过偏重理论方面的传道，而忽视了文章本身，他的文章仍然艰涩难懂，未能做出表率。
柳开古文革新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众多支持，王禹偁、穆修、石介与尹洙等相继肯定柳开的意见。其中成就较高，真正开拓了宋代古文的是王禹偁。王禹偁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追求以通俗顺畅的语言说明道理。在文与道的关系上，王禹偁不像柳开那样偏激，主张一方面要传道，另一方面要有个人的感情，文道合一，这样文章就能摆脱晦涩的风格，明白易懂。他的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北宋初年就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王禹偁的古文创作开宋代古文之先河，但与他同时代的文人限于才力，没能够与他产生共鸣，北宋初年文坛的风气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这一文风直到欧阳修时才彻底改变，欧阳修也因此成为承继韩愈的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欧阳修在古文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的观点对文学创作更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文与道应该并重，文章固然要传道，但不能因此抛废文章，他强调“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为北宋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简而有法，结构严谨有序。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等，都是散文中的名篇。欧阳修的这些文章具有典范性的意义，“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在他的指引下，宋代散文与韩、柳接轨，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开拓了散文发展的新阶段。欧阳修身居要职，德高望重，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他团结了一批有才华的文人在他周围，朋辈有梅尧臣、苏舜钦等，门下有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声势，彻底扭转了文风，将宋代散文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欧阳修曾写诗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把他与李白、韩愈并提，称许其后无来者，对他期望甚高。王安石的古文强调应用，他的文章早年师法孟子与韩愈，其后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赡和扬雄的简古，形成了自己雄健峭刻、“瘦硬通神”的风格。他的文章大多为政治性、实用性很强的政论文，代表作有《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沉着顿挫，被梁启超推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堪称典范的政论文代表作《答司马谏议书》，说理清楚，态度明确，行文简练，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他主持下的新法的攻击。王安石能够在文章中将简洁的语言和透辟的析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些游记作品也展现出这一风格，如《游褒禅山记》，借游记来说理，把叙事与议论融为一体，使游记也透露出思辨的色彩。
苏洵的文章质朴，奇峭雄俊，长于炼字，精深有味，宋代散文家中，他的文章与韩愈最神似。其策论文章尤为卓著，具有先秦文笔风格。著名文章有《六国论》《管仲论》《辨奸论》《木假山记》等。以《六国论》为题，苏洵父子三人各写过一篇文章，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基本上是就史论史，感叹古人的成败功过。苏洵的文章则借古论今，锋芒直指北宋朝廷，批评当时朝廷向辽朝和西夏输币纳绢以乞求苟安的政策，显示了其超人的境界。
苏轼是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文以载道的作用，认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同时写作手法要流畅自然。他的散文纵横捭阖，行云流水，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无不通脱自然，浑然一体，达到了极端自由又极其工整的境界，在他笔下，散文的艺术性、实用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由于苏轼学问的广博程度以及对学问的理解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以他的文章常流露出一股纵横的豪气，时人称为“奇气”。他曾评价自己的散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古文大多数是史论、政论文，比较著名的有《思治论》《续〈朋党论〉》《教战守策》等，说理透彻，旁征博引，逻辑清楚，气势极盛。他还创作了很多游记，文章行云流水，意境开阔，充满诗情画意，《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就是其中的佳作。《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却把夜游的时、地、人、景、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展现出一个诗画人生的审美境界。此外，他的前后《赤壁赋》则把文赋这一新的体裁推拓到了极致，既无汉赋的刻板凝重，又脱离了六朝赋的骈俪。《宋史·苏轼传》评价他的文章说：“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收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史学家对苏轼的评赞是不为过誉的。
苏轼的古文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他的门人很多，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他们的散文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南宋时，苏轼的文章几乎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人们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总结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苏辙性格淡泊沉静，不求名利，为官清正，直言敢谏，因此屡遭贬谪。苏辙的文名虽不如其兄，但水平相去并不甚远。他所作的策论文目光锐利，论述精深，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如《进策》《六国论》等。而他的记叙体散文则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平正高雅，给人以从容稳定的印象，《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曾巩的古文深受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影响：其记叙文文风秀丽俊雅，自然纯朴；议论文论述周密，布局严谨。曾巩长于说理，语言浅近，能够在记叙中做出理性的分析，层层道来，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颇显老到纯熟的功力。曾巩强调“道”，所以他的抒情文较少，而议论文、记叙文较多，如《战国策目录序》《赠黎安二生序》《宜黄县县学记》《醒心亭记》等都是他的代表作。曾巩独特的文学成就使他自成一家，在宋代散文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他的文章颇受朱熹等理学家的推重，地位被列在王安石之上，其影响也相当深远。
南宋的散文继承了北宋古文运动的传统，但其整体成就不如北宋，没有产生可以和前代学者并称的文学大家，尽管如此，南宋散文仍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南宋时期民族矛盾激烈，维护民族尊严成为朝野内外的普遍思潮，这使得南宋散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北宋散文所没有的悲壮色彩，表达亡国之痛和叙述故国之情成为一大主题。因此，南宋散文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没有达到北宋散文的高度，但其战斗性却十分强烈，气势磅礴，怀有深深的爱国之情，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说北宋散文体现的是优美的文笔和高妙的境界，那么南宋散文更多体现的则是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浓厚的爱国之情。
从赵构登基开始，南宋散文就显现出它的战斗锋芒。建炎元年，宗泽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反对割地求和，忠义之气尽显。名将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显示出强烈的战斗精神。绍兴八年，胡铨上《戊午上高宗封事》，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权相秦桧，称“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否则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能“处小朝廷求活”。他态度坚决，言辞尖锐，就连金人也“以千金求其书”，读后为之失色，感叹“南朝有人”。
其后比较有特色的散文作品是辛弃疾和陈亮的文章。辛弃疾的代表作是《美芹十论》和《九议》，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进取的对策，立意高远，气势雄伟，语言凝练，展示出辛弃疾的才学。陈亮的文章则力图激扬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他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以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兴论》等论文，气魄雄浑，锋芒毕露，很有感染力。
除这类政论文以外，南宋还出现了一些抽象而深刻的说理散文。早期以张栻、吕祖谦的文章为代表。稍晚一点的各个哲学派别，如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浙学”等，更是互不妥协，写出了许多争辩说理的文章，推动了议论文的发展。
南宋散文的成就在一些游记和笔记小说中也有体现。游记方面，吕祖谦的《游赤松山记》、朱熹的《百丈山记》、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入蜀记》和《吴船录》描绘长江沿途的美景，记叙风俗人情、历史古迹，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笔记小说方面则有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等。南宋将亡时期的笔记小说，更是带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气息和悲怆的情怀，如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
南宋后期，由于长期偏安一隅，散文中已经不复那种傲视群雄的气势，随着宋王朝的灭亡，古文创作也逐渐衰弱，走向终点。有些文学史家对南宋的散文抱有偏见，加以“质木无文”之讥，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南宋的散文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很少有靡靡之音，绝大多数文章内容充实，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尊重。
结语
宋代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宋代诞生了众多文学家，大量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宋初，王禹偁、林逋等诗人模仿晚唐的诗风，其诗平易流畅，意蕴悠扬。影响最大的是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北宋中期，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追求在平淡中寓以深刻，为宋诗的发展奠定了方向。随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使宋诗达到全盛。南宋诗人中，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较大，他们以歌咏田园、抒发爱国情感为诗的主题。南宋晚期的“四灵诗派”“江湖诗派”对诗句精雕细琢，但是意境狭窄。宋元之际，文天祥等爱国诗人抒写“哀”与“愤”的情感，诗风悲壮激昂。
词兴起于唐末，在宋代达到全盛。北宋中期诞生了晏殊、柳永、苏轼等杰出的词人。柳永知识丰富，才华横溢，他的词作情景交融，韵味绵长，被称为“婉约派”。柳永创作了大量适合歌唱的慢词，创造出大量新的词调，将宋词的体裁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轼是北宋“豪放派”词人的先驱。苏轼的词作取材广泛，既抒发了浓厚的家国情怀，也表达了复杂的人生感慨。北宋后期词坛的代表人物秦观、贺铸、周邦彦等讲究音律、善于构思，词作典雅精巧。南宋的词作以爱国主义为代表，出现了陆游、辛弃疾等词坛巨匠。辛弃疾的词透露着浓郁的英雄气概。李清照的词作以靖康之难为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洋溢着日常生活的愉悦，后期则蕴含着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辛酸。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巅峰。
宋代的散文沿着唐代开创的古文运动继续发展。北宋中期，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一大批散文名家登上文坛，彻底扭转了宋代的文风。这些文学家提倡“文以载道”，用文字准确、充分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他们致力于扭转晦涩难懂的文风，认为文字应平易近人、浅显易懂。其中欧阳修最先提出“文质兼美”的主张，对确立北宋的文风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宋代的文学家既擅长写景状物，又擅长议论说理，很多作品寓哲理于叙事之中。南宋的散文名篇大多满怀爱国主义的慷慨激烈之情，气势磅礴。到南宋晚期由于国势不振，文学作品也透露出怀旧气息和悲怆的情怀。
相比于唐代，宋代文学的突出特点是平民化。很多文人有意记叙、描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活日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成为诗词散文的素材。很多文学作品符合平民的趣味，雅俗共赏，在百姓中流传甚广。另一方面，宋代的文学创作受到了社会思想的影响。随着宋学的兴起和演变，“道”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宋代儒释道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文学家涉猎佛老，他们的不少作品具有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