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一）

宋代承五代而来，统治者对史书的修撰非常关注，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史书的修撰意在考究前代王朝兴盛、衰亡的原因，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再造统一盛世。宋太祖在乱军中还不惜千金求购经史书籍，为的是从中求得致治的道理。宋真宗组织人员整理史实，为他们提供优越的条件和丰厚的待遇，令其分门别类整理历代君臣事迹。他们整理的成果以《册府元龟》名之，取龟镜之意，目的就是“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以史为鉴，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帮助。仁宗说：“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于是命人进一步将《册府元龟》删节缩编，刊印发行。统治者以史为鉴来求得致治之道的意图，是宋代史学繁荣的原因之一。

其次，面对唐末五代以来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局面，宋代统治者希望通过史书的修撰，重建伦理规范，以稳定统治秩序。宋太祖诏修五代史时提到，“将使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就是要将儒家的伦理观念寓于修史的过程，通过褒贬人物来确立世人学习的楷模，贯彻有利于统治的道德风尚。仁宗时期，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的过程中，严格遵行纲常伦理的原则，效仿《春秋》笔法，叙事、褒贬用字皆有特定含意，从中体现自己的观点。

出于种种政治目的，宋代统治者对前代史书的修撰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这也促进了宋代“古代史”的繁荣。

（一）新、旧《五代史》

宋代直承五代而来，因而对修五代史非常重视。开宝六年四月，宋太祖命宰相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开宝七年闰十月，书成，进奏于皇帝。该书原名《五代史》，因成书早于欧阳修的《五代史记》，被称作《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仿照《三国志》的体例，五代各自成编，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自分别设立纪和传。对十国的政权，设立《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对契丹、吐蕃、回鹘、高丽等北方民族政权，设立《外国列传》。《旧五代史》最后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职官等志，记述五代的社会状况及有关制度，为后人了解五代时期的史实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旧五代史》的修撰工作历时不到两年，大部分的内容直接抄录五代的国史。其表现之一，是《旧五代史》的本纪部分的篇幅十分巨大。因此，《旧五代史》的长处在于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

然而，由于成书仓促，《旧五代史》一些地方难免失于草率。仁宗时，欧阳修不满薛史“繁猥失实”，以私人之力重修五代史，定名为《五代史记》。后人为区别二史，将薛居正《五代史》称为《旧五代史》，而将欧阳修《五代史记》称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十国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四夷附录三卷，是唐宋以后二十四史中唯一被列入正史的私撰纪传体史学著作。

欧阳修《新五代史》是不满于《旧五代史》而作，因此，较之旧史有诸多不同。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严格贯彻纲常伦理的原则，把纲常名教放在核心地位，要求臣子无条件忠君，“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是欧史的中心思想。他在《十国世家年谱》中说，“《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因此在编修五代史的过程中，“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效仿《春秋》笔法，叙事、褒贬用字皆有特定的含意，从中体现自己的观点。如在关于战争的叙述中：两相攻战称“攻”，以大加小称“伐”，加有罪称“讨”，天子亲往称“征”；背此而附彼称“叛”，自下谋上称“反”；以身归称“降”，以地归称“附”。在关于立后的叙述中：得其正者，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立不以正，称“以某氏为皇后”。欧阳修以纲常伦理的道德标准褒贬人物，对“死节”“死事”做了严格的区分，书中列传分列《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义儿传》等十类，是欧阳修的独创。《新五代史》在人物的称谓上也更为严格，如对朱温，开始并不称帝而直呼其名，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始称帝，力求做到“义不失实”。由于欧阳修的目的在于“以治法而正乱君”，认为五代乱世的制度不足为后世法，所以不立职官、食货、选举、兵、刑诸志，只有《司天考》《职方考》二目，《司天考》只著录自然灾害，不附会人事，《职方考》合志、表为一，反映五代十国疆域交错的情况。

清代学者赵翼对欧史评价颇高，称“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欧阳修《新五代史》虽然文笔简洁，寓褒贬于其中，对史实却不甚经意，宋人吴缜撰《五代史记纂误》五卷，在其中找出二百多条错误，章学诚评论说，“欧公文笔足以自雄，而史识史学均非所长”，所以司马光后来主编《资治通鉴》多采薛史。从史料角度来看，新、旧二史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不可偏废。然而，由于《新五代史》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南宋以后，欧史独享盛名。《旧五代史》逐渐湮没，至明代散佚，现在的《旧五代史》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册府元龟》等宋人著作征引补充，已有残缺。

（二）《新唐书》

《新唐书》原名《唐书》，是欧阳修、宋祁主编的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刘昫、张昭远等修成《唐书》二百卷。不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导致大量文献材料散佚，修《旧唐书》时可参考的资料尚不充足。《旧唐书》成书仓促，文字冗长，失于剪裁，甚至书中不少文字发生重复，受到批评。到了北宋，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适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对其感到不满，故而组织了一批学者重修《唐史》。这一部《唐书》史称《新唐书》。

《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由欧阳修和宋祁总负责，欧阳修负责本纪，宋祁负责列传，《志》《表》由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修纂，历经十七年，于嘉祐五年完成。《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行文简练，不过《新唐书》也将《旧唐书》收录的诏令、诗文等原文进行删削或改写。《新唐书》补充了唐后期的不少史事，实际上对唐前期的历史记载也补充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在体例方面，《新唐书》第一次设置《兵志》和《仪卫志》；设置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恢复了纪传体史书中《表》这种体裁。

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新唐书》比《旧唐书》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不过，新、旧《唐书》各有所长，都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