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二）

（三）《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司马光认为，自《史记》至《五代史》凡一千五百卷，纷繁芜杂，读之不便，因此遂有“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的打算。修史工作从英宗治平三年开始，至神宗元丰七年完成，全书二百九十四卷，记述了上起东周时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该书由司马光和几位助手共同完成，司马光编写汉以前部分，刘攽负责汉代部分的编写工作，范祖禹担任唐史部分的编写工作，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及五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刘恕死后，由范祖禹完成五代部分。最后，司马光作为主编，统一加工润色，笔削定稿。

为了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及其助手搜集整理了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司马光自己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宋人高似孙《史略》称《资治通鉴》引援史料二百二十余家，《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称：“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四库提要》卷四七称：“《通鉴》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二二家。”近人陈光崇先生《通鉴引用书目的再考核》一文，经过反复核对得出的结论是三百五十九种。可以说，凡当时他能够看到的图书资料都在其参阅采用之列。诚然，周秦汉唐的史书已有《史记》《汉书》等名著珠玉在前，这也不意味着司马光的作品要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首先，《资治通鉴》中保留了许多目前已经失传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尤其在唐史部分，由于时间相距不长，因而具有其他史书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同时，司马光还注意利用野史、笔记、小说等前人尚未加以重视的典籍。其次，在鉴别、选择和驾驭史料方面，司马光展现出了非凡的史学才华。在明确了“资治”的著述动机之后，司马光很快建立起了一套筛选史料的标准，删繁就简，力求简明扼要。但《资治通鉴》记录的时代很长，所参阅的史料仍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再加之需要集体编修，编纂前期势必要找到一个可以统筹推进的工作方法。于是，司马光创造性地使用了“三段法”，即把编写工作分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第一阶段作丛目，第二阶段编修长编，第三阶段删定成书。

作丛目就是要将编者认为值得收录的历史事实从史料中摘出，做成条目，然后进一步收集相关史实的详细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系于相关条目之下。修长编就是做成草稿。这一阶段司马光的要求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为下一步删削成书留出余地。最后，司马光独自承担了删定工作。与前两个步骤相比，最终统筹、润色和删定成书的工作是难度最大的，要求史学家具备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才华与眼光和不容有失的细心与严谨。司马光为了编纂《资治通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坦陈，有关唐代的草稿一共有六七百卷，之后恐怕还需要删改三年，最终定稿不过只能留下数十卷而已。

另外，司马光没有忽视那些被删除的史料的价值。先秦之前的史料缺乏，一件史事往往只有一种记载，基本谈不上参校。自魏晋以降，史书逐渐丰富，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代，各类史籍已是汗牛充栋。同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记述甚至相互抵触。这样的问题司马光以前的史家也遇到过，但一般都是由作者自行裁断，结论是否正确，取舍是否恰当，基于什么缘由，都未加以说明。这并不是在说之前诸史家通通学问粗疏，而实在是受到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使然。

唐代之前，只要是圣贤经传，就很少有人会怀疑。史学家受其影响，遇到相互矛盾的说法，一般也只遵从官方或者学术权威的说法，而不深究是否可信。司马光处在怀疑经书的风气逐渐开放的宋代，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凡史料有异同者，须经过反复考订，选择较为信实的说法修入《资治通鉴》。同时，将不同记载以及取舍的理由和根据，逐条加以说明。这些考订成果汇集起来，即为《通鉴考异》。《考异》共三十卷，最初独立成书。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释时，将《考异》散入《资治通鉴》正文之下，成为后人研究《资治通鉴》必不可少的资料。司马光创立的考异方法，开辟了史书编纂的新途径，对我国的史书编纂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时人已感到普通人不易阅读，司马光便感叹：“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他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又附编《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仿《史记》年表体例，纪年于上，而列《资治通鉴》卷数于下，作为全书的纲领。

司马光修史的目的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是把中国古代历代统治的得失、国家的兴衰、生民的休戚作为首要考虑的对象，为治理国家总结历史经验。这也决定了《资治通鉴》把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作为中心，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而对于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众多的历史人物，并没有作为重点记述。元初史家马端临点评《资治通鉴》道：“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指出了《资治通鉴》的主旨以及体裁上的特点。后世有学者批判《资治通鉴》对于文人的关注不够，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进行了反驳，“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内容，这反映了后代人对《资治通鉴》的内容、价值的理解。

《资治通鉴》在文字表述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是中国史书中的上乘之作，如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部分，成为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文章用近六分之五的文字写战前的决策过程：首先是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必要性；其次是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词相激，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开陈双方实力对比，以坚定孙权抵抗曹军的决心；再写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不同态度，着重突出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最后写孙权下定决心与曹军一战，“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在决策过程中，通过诸葛亮与周瑜的分析，他们已经言定胜负之数，因此在其后叙述战役本身时，就显得水到渠成，不必着墨过多。此外，在有关历史场面、人物的刻画中，也都不乏精彩之笔。

《通鉴》成书以后，在史书编纂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模仿《通鉴》、改编《通鉴》在以后各代蔚然成风，对《通鉴》的研究，也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如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编著《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以纲目为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南宋袁枢喜读《通鉴》而苦其浩博，于是“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著《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这就开创了另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区别其事”，也就是从以纪年为中心变为以纪事为中心。“贯通之”：一方面指贯通所纪之事，以尽其本末；另一方面也指贯通全书内容，使略具首尾。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真正的历史撰述实践中将纪事本末体确立为一种独立的体裁，使中国史学在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之外又多了一种重要体裁，它能够清楚完整地阐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从而达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效果。

宋朝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通鉴》。金人虽然攻灭了北宋，但是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北宋的先进文化。金世宗曾对宰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金哀宗把《通鉴》作为经筵讲学的内容之一。经筵是为皇帝讲授经史的特殊教育制度，也就是说，金哀宗要定期延请专家学者为他讲授《通鉴》。可见女真人对《通鉴》的重视，也证明了真正伟大的作品是跨越族别和政权的，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之后元、明、清各代，《通鉴》一直都是经筵教育的重要内容。

不仅皇帝和皇子要读《通鉴》，历代文人学者都极力推荐别人阅读《通鉴》，《通鉴》是宋代以后培养政治人才的重要读本。顾炎武将《通鉴》称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赞誉《通鉴》是“天地间必不可少的书，众学者不可不读的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曾评价道：“司马温公的《通鉴》，亦天地之大文。其结构的宏伟，取材的丰赡，使这些后来想著通史的人，不能不以其为蓝本。”

《通鉴》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宋哲宗元符二年时，高丽人就慕名而来，专门向宋朝索取《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两部书。但由于《通鉴》具有“资于治道”的特殊性，因此官府不允许其传播出境。有学者考证，直到高丽末年，《资治通鉴》才传入朝鲜半岛。高丽王朝的官方史书《三国史记》中有九处引用了《通鉴》。朝鲜王朝时代，在朝鲜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都是重要的史书。如果有人家藏有《通鉴》，哪怕是残缺不全的版本，只要献给朝廷，都能得到一笔可观的赏赐。朝鲜世宗熟知《通鉴》故事，在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甚至亲自给世祖讲授《通鉴》。有学者推测，《资治通鉴》大概12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受到了天皇和幕府的高度重视。其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模仿《通鉴》而作的史书。直到近代，力主变法维新的明治天皇仍然将《通鉴》置于案头，时常阅读。

总之，《通鉴》称得上是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体巨著，司马光也以其突出的成就而在中国史学中得以与司马迁并称，名列“两司马”之一。

（四）《通志》

《通志》是郑樵私人所撰史书。郑樵，字渔仲，他不应科举，在夹漈山中筑屋隐居，读书著述，是一位平民学者。《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二百卷，其中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载记八卷，列传一百一十五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全书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末，“略”的部分下及于唐。大体仿照《史记》体例，将“书”改称“略”，“表”改称“谱”，别创“载记”专记割据时期诸国史事。《通志》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多因旧史，“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其精华在于专讲典章制度的二十略。“略”即正史中的书、志，《通志·二十略》自卷二十五至卷七十六，共五十二卷，包罗广博，涉及社会、制度、学术、文化等众多领域，把中国传统史书的内容和研究领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二十略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名称与内容都本于前史，基本出自唐人杜佑的《通典》，其他十五略则多出于郑樵本人多年研究的独创。《氏族略》记述了氏族的由来，姓代表血统，氏为政权，推出三十二类以区分姓氏，拓宽了姓氏研究的范围。《六书略》《七音略》是关于文字、音韵的学问，将文字、音韵直接纳入文化史研究领域，开启了文字、音韵学研究的新途径。《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几个新领域。《艺文略》将历史文献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大类，包含了不少创见。《昆虫草木略》则强调实地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以求事物真相，在天文、地理、灾祥之外，扩大了对自然史认识和研究的范围。

从史学思想来看，《通志》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会通思想。这既包含对客观历史的看法，也包括对编纂史书的意见。会通思想把历史看成有联系和变化的过程，不但有古今的纵向联系，而且有同一时代的横向联系，这就是“上通”与“旁通”的结合。因此，撰写史书时应该“会天下之书”“会天下之理”，全面搜集、考察前人的记载。《通志》的内容纵贯古今，横包万象，叙其源流演变，条理分明，庞而不杂，集中体现出“会通”的思想。其次，对史家任意褒贬的史法的批判。郑樵认为《春秋》是一部纪实的书籍，后儒所谓《春秋》寓褒贬于文字之间的说法是杜撰演绎出来的，并没有事实依据。他对宋代流行的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私心的反映，只能扭曲历史的真相。他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主张客观地记录史实，秉笔直书，让史实自己来说话。此外，郑樵反对空言著述，对当时理学家“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的学风提出批评，提倡实学，主张留意典章制度之实，而不应争口舌之短长。

郑樵对前代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史学批评，他推崇孔子，却对《论语》颇有微词，认为它空言著述，对后代的学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对司马迁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史记》是六经之后最重要的著作，“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但指出该书仍有两点未尽如人意：其一是限于客观条件，司马迁所见到的书不够多，因此“博不足”；其二是司马迁写作风格不统一，间有俚语，“雅不足”。郑樵对班固的批评最多，他指责班固《汉书》割断了历史的联系，“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使人们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沿革演变。他批评班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人云亦云，举例说《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的记载源于贾逵、刘歆，最后由班昭结篇。

郑樵对其他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其不足之处。如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范晔、陈寿沿袭班固，缺乏创造性；刘知幾不应该尊班抑马；欧阳修《新唐书》的《表》中引用可信度不高的私人谱牒；司马光《通鉴》中纪年办法过于烦琐；等等。郑樵对自己严峻评议前人学术的用心进行了解释，指出自己并非“好攻古人”，而是希望以此打破学术僵化的局面，“开学者见识之门”，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

郑樵广泛的史学批评招致不少非难和指责，陈振孙、马端临说他讥诋前人、高自称许，钱大昕、王鸣盛、戴震说他大言欺人、贼经害道。而章学诚却对郑樵的史学批评做出正面的评判，他充分肯定郑樵史学批语的价值，指出郑樵能够别识心裁，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最终成一家之言。他反驳历代学者的责难是少见多怪，不能理解郑樵的绝识旷论，仅仅根据一些细枝末端的疏漏而纷纷攻击，不足以抹杀郑樵的突出成就。

梁启超总结了中国自古以来史学批评的发展与成就，将郑樵和刘知幾、章学诚三人并列。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事实上，三人的史学批评仍有区别，刘知幾着重于史书体例、体裁的批评讨论，而郑樵与章学诚则着重于史学思想。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刘知幾重“史法”，而郑樵与章学诚重“史意”，他们之间的思想旨趣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