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
重视当代史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传统，两宋史家也不例外。从宋代官方的修史情况来看，北宋神宗以前，前代史的修撰尚占据一定的比重，神宗以后，当代史的修撰就成为修史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史在两宋时期的发达。
北宋时，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之余，撰《稽古录》一书，其中记录了北宋开国以来至宋英宗治平四年间的大事。此后，北宋灭亡、南宋偏安及宋金和战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激发了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本朝史事的研究，从而推动了宋代当代史的繁荣。
（一）《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人。李焘仕宦生涯中很长时间都在从事修史工作。他曾撰神、哲、徽、钦《四朝史稿》五十卷；与洪迈同撰《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其中诸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与吕祖谦重修《徽宗实录》二百卷、《考异》二十五卷、《目录》二十五卷。虽然修史颇多，但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还要数《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编成《长编》这一编年体史书，他采用司马光修《通鉴》时所用的长编体裁，遵循“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秉承“使众说咸会于一”的修书宗旨，专记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史事。李焘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鸿篇巨制，用力甚勤，“精力几尽此书”，在成书的第二年便病逝，享年七十岁。《宋史·李焘传》引张栻之语称赞李焘：“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是对其一生做出的恰当的评价。
李焘在编纂《长编》的过程中，充分占有资料，以实录、国史为主要依据，参以时政记、日历、会要、宝训、御集等各种官方文书，并尽量利用野史、奏议、文集、笔记、家谱、行状、志铭等私人著述，以便考证异同，定其疑谬。叙事翔实是《长编》的突出特点，李焘用正文表述自己的见解，用注文列出不同记载并加以考订，这样不仅能保存大量的宋代史料，而且在考订异同中的见解也比较客观。如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记载，李焘本人喜欢王安石的学术，在政治上反对变法，但在《长编》中除采用司马光、文彦博等反对派的记录外，也保存了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等变法派的说法，使后人能够全面地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体现了李焘的史识，也是李焘在史学上的极大贡献。
李焘《长编》成书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宋孝宗称许其书“无愧司马迁”，周必大称赞《长编》在考证异同方面“罕见其比”，叶适将其推许为继《春秋》之后第一史书。朱熹在教导弟子时说：“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清代学者朱彝尊写道：“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他认为李焘的史学成就超过了司马光、欧阳修，名列宋代第一。
《长编》原书达九百八十卷，元明以来已无足本流传，现行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五百二十卷，尚缺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元符三年二月至十二月及徽、钦两朝史事。南宋末年，杨仲良据《长编》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亦有残缺，其中徽宗朝二十八卷、钦宗朝六卷，正可补长编之缺。
（二）《三朝北盟会编》
《三朝北盟会编》是记录宋与辽、金政权交涉、和战的一部史书。该书记载了自徽宗政和七年七月宋金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被杀，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共四十六年间有关宋金和战的历史。全书共二百五十卷，分为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录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的事件；中帙七十五卷，记录宋钦宗靖康年间的事件；下帙一百五十卷，记录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的事件。还有一些材料无法确定年月，编为“诸录杂记”五卷，放在全书最后。
《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是徐梦莘。徐梦莘，字商老，临江人。他幼年经历靖康之难，对北宋的灭亡一直难以释怀，希望能够记录其始末，“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淹没”，以免日后是非莫辨，于是网罗旧闻，荟萃异同，撰成《三朝北盟会编》。
《三朝北盟会编》按时间顺序编排材料，在每事之前又加入类似于标题的提纲，后附有关资料，实际上是在按年编排的同时又以事分类，兼备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三朝北盟会编》广泛收集了当时官方和私人有关宋金关系的言论和记述。徐梦莘在《序》中说明：“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据《四库提要》的统计，所引书一百零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在其列。《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大多数著作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此外，徐梦莘还阐明了编集资料的原则：对各种资料都照引原文，保持其本来面目，不加删改，不加褒贬，同异共存，是非对错留待后人评说。由于徐梦莘编书过程中收录了大量史料，而且编入史料的过程中皆照录原文，从而保存了原始资料的本来面目，使后人能够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人。李心传有史才，通晓史事，著作宏富，与李焘齐名。他感慨宋室南渡后诸家记载往往传闻失实，使明君良臣之事郁而未彰，礼乐典章之因革坠而不述，因此立志编纂此书，以记录、保存南宋以来的信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共二百卷，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专记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该书取材以高宗朝日历、会要为主，参考大量私家著作，“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材料丰富，叙事翔实。《四库提要》称其书“宏博而有典要”，“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
在征引大量史料的同时，李心传能够对史实秉笔直书，如书中对张浚攻李纲、枉杀曲端等事的叙述皆实事求是，“虽朱子行状亦不据以为信”，为宋代官修史书所不能及。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在理宗年间于扬州刊行，但由于卷帙过大流传不便，元代修《宋史》时未能访到。明初，文渊阁一部藏书被收入《永乐大典》，此后原书散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定卷次，仍分为二百卷。与原书相比，辑本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原书中涉及金朝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已由四库馆臣据《金史·国语解》进行窜改，注文中除李心传原注外，又增入了四库馆臣所加按语，此外，修《永乐大典》时附入的文字也未加改动，仍然保留在辑本中。
上述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宋人私修当代史著作，如王称的《东都事略》、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李攸的《宋朝事实》等，都是现在研究宋代历史的常用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