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

（一）宋代书风

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北宋建立之初，盛唐时期的典章制度、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再加上产生具有时代特色书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的缺乏，因此，宋初书坛仍沉浸在唐人书法中难以超拔，没有自己的创新。直到仁宗朝宋学勃兴发展起来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宋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迷信前人，解放思想，对前人的学术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和探索。这种学风也影响到当时书坛，为宋代书风的确立奠定了创新、变革的思想基础。此后宋四家的出现，则标志着宋代书风的确立。

唐代书风强调理性，重视结构，崇尚法度，宋四家则突破了唐代这种尚法书风，确立了崇尚意趣的新的书风。这种新书风提倡以情为主，要求摆脱理性、法度的束缚，注重创作主体的个性，强调个人意趣的抒发，主张从人的内在精神表现上探讨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追求书法的内在韵味。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指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这种不同于唐人的书法风格被称为尚意书风。宋四家所确立的尚意书风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左右了宋代的书法走向，然而后世书坛大多是对四家的模仿，缺乏独立的创新。因此，与其说这种崇尚意趣的风格代表两宋书风，不如说它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二）宋四家

两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北宋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皆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后人评论说：“苏醖藉，黄流丽，米峭拔，而蔡浑厚。”他们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蔡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蔡襄兼擅各种书体，行书尤为突出。他的书法端庄大度，“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体现出一种雍容娴静之美，在宋四家中最为端谨有法度。蔡襄曾认真摹习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又对盛唐以来诸书法名家广泛涉猎，从而认识到唐代以后被奉于典范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诸家书法，其结构字法皆出于王氏父子，为后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晋书风韵。晋书简远高雅的格调和自然的情趣正与宋代尚意书风相合，蔡襄的书法也就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前奏，为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开辟了道路。他的代表作《自书诗卷》，开始稳健端严，行中带楷；渐次变为行书，流畅自如；最后更纵情挥洒，由行而草，起伏跌宕，恰如一湾小溪变成流泻的飞瀑，个人情绪直接倾泻在笔画之中。

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他兼采众家之长，尤善行、楷，他在书法创作上能摒绝古法限制，将诗、书、画融为一体，把字形、笔法、章法和气蕴、意趣结合起来，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创造出一种骨厚肌丰、洒脱纵横之美，他的书法真正达到了意境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过程中，苏轼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重视以书达意，认为只有“意造”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苏轼的传世作品有《赤壁赋》《洞庭春色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手写诗稿，通篇行草书体，笔画较粗，多用侧笔，字体、章法宽博遒逸，随意率性，书势随诗情而起伏，一气呵成中夹以参差错落、大小短长之变，情随笔运，堪称书法抒情的佳作。

黄庭坚初学周越，后又师法苏舜元、颜真卿、怀素、张旭等人，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擅长行、草，书风奇拗，以险为胜，恣肆纵横，风韵洒脱，与其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字内紧外松，笔势伸张，尤善点法，常变画为点，借助坠石奔雷般的笔势表现激越昂扬的风神。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帖》《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以行书和行草书为多。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诸上座帖》是黄庭坚以狂草笔法录写五代僧文益的语录，此帖笔画飞动，结体雄放瑰奇，笔势飘荡，意态开放。点画或减缩为点，或延伸连绵，动静揖让，似随意而为，又合于法则。帖后以行书自识，行草照应，相得益彰，是黄庭坚书法中的上品。

米芾，字元章，世号“米颠”或“米狂”。他家中古帖甚多，借此之便，多摹习历代真迹，涉猎甚广，终于博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他的书法功力甚高，用笔劲健疾速、纵逸豪放，极具个性，其书一出，“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苏轼曾称赞他的书风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也称其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米芾的代表作有《多景楼诗帖》《蜀素帖》《虹县诗卷帖》等。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蜀素帖》多用渴笔，更显笔法清健，端庄洒脱，恣肆中见出沉厚。董其昌跋此帖曰：“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巨作。”

宋四家以外也出现过一些书法名家，如徽宗赵佶、蔡京、蔡卞等，在四家之外发展出自成一体的书风。蔡京、蔡卞兄弟书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他们的成就超过了蔡襄，但最终因为蔡京弄权误国，兄弟二人为世人所轻。徽宗赵佶也是一位书法名家，创造了“瘦金体”的独到书风。其他如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虽不以书法闻名，但书法也都别具一格。南宋书法整体上不如北宋，甚至尚意书风也逐渐削弱，流于技术化、专门化，虽然也出过一些书法名家，但没能取得北宋那样的成就。

（三）书学研究

宋代出现了一些议论书法的专著。苏轼对书法有过众多精辟论述，散见于他的诗和题跋中，其核心内容是书法应该“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以“天真烂漫”为高，而这些都要根源于自我人格的完善。黄庭坚的书论多集中在《山谷题跋》中，其中心是提倡用笔与“字外韵”。用笔的要旨在于“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字外韵”则是指要通过书风体现出不同凡俗的节操和德行。米芾著有《书史》和《海岳名言》。《书史》考订历代法书名迹，对研究和鉴定宋以前的名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海岳名言》则是其平生临池的心得。

朱长文的《墨池编》论书法源流，品评唐宋书法家的得失，提出“文以书重”的艺术主张，全书分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门，论书著作有分类自此书始。宋徽宗时敕撰《宣和书谱》，上起汉魏，下迄北宋宣和年间，记录书家一百九十八人，法书一千二百五十二件。该书谱分历代诸帝王书、篆、隶、正、行、草、八分、制诰等八门，各门前均有叙论，帖前皆载书家传记，是一部比较丰富的书法史资料。姜夔作《续书谱》，分总论、真书、真书用笔、草书、用笔、用墨等十八篇，详尽地论述了真书、草书的笔墨技巧。此外，高宗赵构的《翰墨志》、陈槱的《负暄野录》、陈思的《书小史》《书苑菁华》，也都是论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