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

（一）陶瓷

两宋时期是陶瓷艺术的黄金时期，整个制瓷工艺都产生了飞跃性的突破，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水平，各窑都有独特的工艺和特点。此外，散布在各地的民窑也为制瓷工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宋瓷花纹多种多样，诸如花卉、动物、人物、文字等，以缠枝、折枝花绘出现最多。装饰技法则无所不包，计有镂空、绣花、印花、刻花、错花、划花、釉里红、釉里青、两面彩等，其中釉里青是宋代制瓷工艺的独创。宋代还开始在瓷器白釉里加上红绿彩绘花卉等，也有青、黑等色花卉、人物。如在河北磁州窑出土的一个北宋瓷枕上，就绘有赵匡胤陈桥兵变图，将历史事件绘制于瓷器之上，为前代所未见。宋代对瓷釉的贡献尤为突出，除有白、清白、青、黑等大的区分外，各色系之内又作详细划分，如青釉可分析出十几种色调，体现出宋代瓷工的精湛技艺。宋代瓷器的造型也空前丰富起来。碗盘类是最基本的饮食器皿，形状上相对稳定，其他如盒、枕、瓶、壶、炉等却变化百出，令人目不暇接。除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用具外，瓷器还被用作其他用途，清代开封曾出土一支宋代瓷箫，类似竹子的形状，分九节，长一尺五寸四分，径六分，质地晶莹温润，声音清越。造型和用途的丰富性充分表明了宋代制瓷业的普及和工艺水平的提高。

宋代瓷器器形优雅，釉色纯净，图案清秀，崇尚静穆无声的自然之美，突出纯洁如玉的质感，散发着典雅宁静的气息，虽不沉雄，却极幽远，是具有永恒魅力的优美典型，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二）雕塑

宋代雕塑艺术比之前代有两个迥然不同的趋势：一是宗教雕塑的神圣性大为减弱，而世俗化大为增强，塑造对象从高不可攀的佛转移为较有“现世得福”意义的菩萨、罗汉和一些侍女、供养人等；二是前代雕塑中那种雄浑阔大的气势消退殆尽，而代之以典雅秀美的风格。石雕方面，河南巩义宋陵的石刻官员、各族贡使等人物及石兽、石禽都栩栩如生，陵前石狮大小姿势各不相同，雄壮生动。木雕方面，1966年在浙江瑞安仙岩寺南的慧光塔中，涂金木雕天王像、涂金木雕泗州大圣坐像等宋代珍品被发现。泥塑方面，现存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四十多尊塑像，是北宋塑像的代表作。大足石窟虽然以佛教题材为表现形式，但处处洋溢着世俗的生活情趣，成为反映宋代社会风俗的最大的实物史料库。作为工艺品的泥人在宋代也达到很高水平。玉雕方面，多制为宫廷用品，仿古彝器，有的上面刻经、词，可多达百字。有的讲究“巧色”，根据玉材形状、色泽、纹理来设计雕琢。此外，还有牙雕、竹雕、烧造、镶嵌等工艺，也都各具特色。宋代的雕塑艺术总的格调是婉约、抒情和个性化的，敏感、细腻、优雅，趋于规整绚丽，而不类秦汉的拙重粗犷、隋唐的豪迈飘逸，具有鲜明的特征。

（三）织绣

宋代织绣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丝织业的中心从北方地区转移到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从此，丝织业南盛北衰的格局再也没有改变。四川蜀锦、定州缂丝、苏州刺绣是宋代的三大名产。

宋代制锦不再追求华丽的色彩，多用中性偏冷的颜色，既鲜明又调和，形成沉静典雅的色调。图形多以几何纹为骨架，组织规则严整，其中又穿插一些写生花鸟、龙凤、三友、暗八仙等祥瑞图案。纹样纤小繁复，主要有八答晕、龟背纹、锁子纹、万字纹、流水纹、古钱纹等。总体来讲，宋锦简洁疏朗、秀丽典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缂丝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之一，始于唐代，至宋代日益兴盛。缂丝有所谓“通经断纬”的说法，织造时只有经丝贯穿全幅，纬丝则视图案需要，与经丝交织，织成图案，反正如一。“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现存辽宁博物馆的《紫鸾鹊谱轴》是北宋缂丝的代表作。宋室南迁后，缂丝业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苏州、上海一带，缂丝的功能也从实用转向单纯的欣赏，图案多为唐宋名家书画。现存上海博物馆的《莲塘乳鸭图》就是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传世珍品。

宋代刺绣已经从织染业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工艺，政府有专门的文绣院，民间也出现了专以刺绣为业的人，称为“百姓绣户”。宋代刺绣与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相结合，创造出许多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图案多为书法、人物、花鸟虫鱼、山水楼阁等内容，流传后世者很多。明人董其昌家藏一幅宋绣，内容为陶渊明潦倒于东篱山水树石间，“景物粲然”，旁绣蝇头小楷十余字，“亦遒劲不凡”，是宋绣佳品。明人汪砢玉《珊瑚网》记载宋绣中的滕王阁景及王勃诗，“所绣字有若蚊脚，画品精工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