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斗法（2）
其次，反对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提倡各地兴修水利，开荒种植。对于工程浩大者，可申请贷款，贷款者承担相应利息。水利是农业的基础，水利兴则农业兴。苏轼对此有科学的认识。但是苏轼看到这个政策背后有漏洞。因为朝廷只鼓励兴修水利，严惩阻挠者，而对于那些假借兴修之名，误导误害天下之人，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苏轼举例说道：“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基于此，苏轼进一步分析道：“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苏轼深刻地观察到人性中的劣根性，希望为国家堵漏洞，为百姓减负担，为子孙留遗产。赏罚严重失衡的政策，必定会滋生腐败，留下后患，让钻营逐利之人逍遥法外，还给那些出于理性的格沮者加以罪责，而对误兴妄为之人疏于问责。如此，“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则百姓之苦，社会之乱，国家之害，谁来承担？谁能承担？由此来看，苏轼并非跟改革派对着干，而是出于对民生国计的负责，反对急功近利和滥用权力。
第三，反对雇役法。如前所述，早在凤翔任上，苏轼就已经对衙前之役的危害深有体会，力行更改。熙宁三年一月，王安石废除差役法，实行雇役法。所谓雇役，就是“使民出钱雇役”，规定“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谓之庸钱”。这种规定，打破传统，既伤害女户、未成丁等下等户的利益，也激起官户这类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苏轼讽刺道：“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对此，苏轼严肃指出：“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由此可见，体恤下民，同情弱小，成为苏轼建言献策的逻辑起点与核心，并非不讲原则地反对新法。
第四，反对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颁布青苗法。此法规定，在夏、秋两收之前，朝廷以半年取十分之二的利息借贷给农民，夏收、秋收后农民归还朝廷。朝廷没有出台该项政策之前，贷款由一些高利贷者操作，现在朝廷将民间高利贷的利益收归朝廷，由朝廷取而代之。表面看，朝廷贷款低于民间，对农户有实际好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操作，如操作不当，则伤害农民利益远胜过往。而实际操作中，的确就存在这类问题。如为了防止发放的青苗钱收不回来，新法规定富裕户可以多借，贫困户所借受限，大约一等户所借额度可以达到末等户的十倍，这就给了富裕户从中牟利的机会。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不用借贷，现在既然允许借贷，他们可以将所借之钱再以高利息贷给贫困农户，从中赚取利息之差。再有，新法还规定要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假若借户逃逸，保户要担责代为赔偿。此外，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特地实行“抑配”，也就是强迫借贷。对此，苏轼论述道：“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
第五，反对均输法。所谓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焉”。熙宁二年七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均输法，规定凡籴买、税敛、上贡的物品，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而需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此举意在抑制大商贾，增加朝廷收入。苏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不与商贾争利”是苏轼的核心思想，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轼看到的是为此“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的实际成本，一定会大于政策设置的预期，言外之意是费力不讨好，没有必要这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