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斗法（1）
苏轼、苏辙这次回京与第一次赴京赶考时所走路线相同，都是北上沿着古蜀道进入陕西，再到长安。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们路过长安，与范纯仁、王颐等相会于毋清臣家，共同欣赏《醉道士图》。熙宁二年二月，苏轼一家人回到京城。苏轼除保留原殿中丞、直史馆职务外，新差判官告院，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此时的朝中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治平四年，英宗病逝，年仅十九岁的太子赵顼继位，改元熙宁，是为神宗。神宗年轻有为，急欲革新图强。这种激进的改革思路赢得了王安石的高度认同。于是，神宗对王安石寄予厚望。熙宁元年即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次年又擢升其为参知政事，并同意王安石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行改革的行政机构。这里所指的三司，即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是由皇帝特别设置的专门机构。由此，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系列新法得以陆续推出。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当然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对于当下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苏轼看得十分清楚。在先后参加的三次考试所作策文及其相关的文章中，他早就表达了振衰起弊的宏愿及具体的方略。苏轼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苏轼不仅希望国富，更强调民强。他认为没有民强的国富不是真正的富，更谈不上强。
由于新法改革受到朝中众多元老的反对，王安石变得更加固执己见，也更加任性专断。凡批评新法的人，都会受到打压甚至迫害。另一方面，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利用王安石急欲扩大阵营的现实需求，纷纷投其所好，成为他的马前卒，由此得以骤升重用。
比如，御试进士时，新党吕惠卿将那些歌颂神宗革新、支持变法的人擢居上等，而把批评新法的人掷为下等。苏轼认为这种风气非常不好，败坏科场风气，于是，大胆提出批评，希望矫正此弊。苏轼这样说道：
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听广大，中外欢喜。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言之切切，一身正气。
再如，批评神宗减价收购浙灯以助兴元宵节，认为这是“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余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以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毫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于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若此，而况于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弭怨。
苏轼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其爱民恤民之情怀，其忠君谏君之坦诚，光照星空。“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的观点，烛照出苏轼内心最温暖的良知，而“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的忠谏，更映照出苏轼的政治操守与廉政情怀。也正因为苏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神宗最后听取了苏轼的建议。所以，苏轼“惊喜过望，以至感泣”。
由于有这样的“感泣”，苏轼“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于是，苏轼对新法存在的弊病批评得更加直接大胆，其主要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上神宗皇帝书》等文章中。苏轼想要表达的，就是三点：“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要而言之，有六个方面：
首先，反对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苏轼看来，“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轼在这里对为什么要反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得非常清楚。该机构实际上是打破原有的行政序列与政策体系，纵用一批无德无能之辈，与民争利，破坏社会秩序与国家形象，后果不堪设想。而事实上，当时一批朝中元老，因不满王安石的做法，相继退隐，使得“数日之间，台谏一空”。王安石趁机援用一批阿谀奉承之辈，如吕惠卿、曾布、李定、谢景温等。朝中的政治生态已遭到破坏。所以，苏轼才毫不客气地指出：“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