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寒天子与明朝“国运”（二）

“濠梁旧雄”

加入红军之后，朱元璋作战有勇有谋，很快便得到主帅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不仅提拔他，而且还将义女马氏嫁给了他，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团结了一批能干之士，势力逐渐壮大。对于朱元璋的快速成长，郭子兴的部下，甚至郭子兴本人都逐渐产生了猜忌、排挤心理。为避免与郭子兴部发生正面冲突，朱元璋率领邵荣、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向南独立发展，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市），被红军所立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流域为主的政治群体，也就是《皇明本纪》里所谓的“濠梁旧雄”。“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在上古的历史中，濠梁河安静而祥和，庄子与惠施曾在此辩论人鱼之乐。而在元末的乱世，濠梁河却成为兵戎相见的战场，磨炼出了一个粗鄙但十分顽强的群体，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处于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还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甚至生前地位很低的一些武将，都获此殊荣。与之相比，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建立了很大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却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死后葬于故乡，比如智谋过人的刘基便是如此。可见，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身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与大家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李新峰指出，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定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之中的兄弟反目和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对群臣形成了习惯性的猜疑。

为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用了三种方式。

一是重用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第三武将。但即使对于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成为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取胜的关键，为后来朱元璋战胜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这次战役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居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遭受怀疑，据说他最后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二是广收义子。朱元璋将军队中作战勇敢、富有谋略的年轻将领收为义子，借助这种拟制血亲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朱元璋义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战功卓著，家族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约“濠梁旧雄”。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进入到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核心地区——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积极招徕这两个地区的士人。这些士人可称之为“江浙士人”，他们充实各级政府系统，与武将群体一起管理政权。朱元璋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加强政权治理，另一方面也有让他们制约武将集团，尤其是“濠梁旧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东四名士”（刘基、章溢、宋濂、叶琛）。而其中尤为朱元璋所倚重者，便是很有谋略的刘基。朱元璋将刘基引入核心决策层，使之分割“濠梁旧雄”的军政权力。

可见，在创立政权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之下，奉行十分谨慎的政治立场，防范任何反对派的出现，从而竭力将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明王朝的“性格”与“国运”

1368年，朱元璋40岁，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之下，认为边疆开拓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从而最终影响政权稳定，于是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内敛的疆域政策。洪武六年，朱元璋明确宣布，对周边国家不主动征伐。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即使对于汉、唐两朝积极经营的西域，明朝从开国伊始，也采取放弃态度。

但对于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为了防范其南下“复国”，仍强调积极备战。“但胡戎与我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过这种积极备战的政策，也同样由于朱元璋大规模杀戮开国功臣，而转入完全的防御姿态。鉴于自身创业已经成功，朱元璋开始将矛头对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其中的主体便是“濠梁旧雄”，以防范这一政治集团对政权构成威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助“胡惟庸党案”，大肆诛杀、驱逐“濠梁旧雄”中的文武势力，严重削弱了“濠梁旧雄”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鉴于北元已经灭亡，从而发动“蓝玉党案”，此后又借机除掉了傅友德、冯胜，从而将包括“濠梁旧雄”在内的开国功臣铲除殆尽。经过多次杀戮，“濠梁旧雄”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明朝政权由朱氏皇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格局，一举转变为朱氏皇族“家天下”的局面。在中央，皇帝直接统领文武群臣和天下军队；在地方，诸王节制各地军队，若发现朝廷有奸臣，可以率兵“清君侧”，朱氏皇族由此形成里应外合、共同统治的政治局面。

朱元璋铲除开国功臣，虽然加强了皇权专制，却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那便是随着武将群体被诛戮殆尽，明军丧失了进一步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取代开国功臣掌握地方军权的诸王，军事能力与开国功臣相比，相差甚远。开国功臣之中，不仅徐达、蓝玉等人可以直捣漠北草原，而且中级将领如宁正等人，也有开拓一方的军事能力。与之相比，北方边疆军权转移到诸王手中之后，朱元璋一直不敢让诸王北上漠北，而是让他们在漠南草原来回巡逻，保持防御态势。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的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都开始不断向外扩张，竞逐新的世界霸权，从而交织、形塑出近七百年来世界史的基本图景和历史线索，世界近代史由此开端。西欧文明在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进下，以及在对海洋空间的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西欧文明又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历史的推动者与主宰者。在东欧平原上，罗斯民族自11世纪起建立了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分立的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趁金帐汗国衰落的历史契机，通过扩张、兼并，迅速崛起，疯狂地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从一个小公国变成了疆域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参照“大航海时代”的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地区，奠定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这段历史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以上三种文明相比，明朝虽拥有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和水军力量，却由于秉持内敛的疆域政策，对周边国家不采取主动征伐态度，在明初大体收复元朝旧地之后，将飞翔之翼剪断，在北部边疆也放弃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在东部沿海也构建类似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明朝这一政策，不仅使自身长期面对边疆族群的军事威胁，背负了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灭亡于长城边疆内外的叛乱；而且为其他文明的东进提供了历史空间，是近世中国被其他文明赶超的关键因素。由此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作“明长城时代”。从14世纪以来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便走向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历史方向，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而且影响了近世中华文明的整体走向。

1398年，朱元璋70岁，已到古稀之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朱元璋因操劳过度而去世。许多皇帝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而朱元璋却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命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自身鲜明的印记，而且对近代世界的历史轨迹也同样造成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