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倭寇”与“板升”（二）

“北虏”与“板升”

在东南沿海民众冲破一切阻挠，扬帆远洋的同时，北方边疆民众也不断逃入蒙古草原。“倭寇”一词充满贬义，但其中的华人并不主要是为了挑战明朝统治秩序，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进入草原的汉人，虽然被客观地称为“板升”，但除了为保障生存，确实还有挑战明朝统治秩序的政治追求。明前中期，蒙古高原便已有大量汉人，有的是被掠夺过来的，有的是主动到草原上来的。正德时期，韦州长城边上的一段插曲，便生动刻画了逃入草原的汉人的价值观念：当时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将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部落听到边墙以内有不断运输的声音，便派遣部众前来侦察，其中一名部众在与明军的对话中，自陈本来是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

这名进入草原的汉人，之所以说“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是由于北方边疆长期处于明朝与蒙古交战的状态，底层民众不仅遭受兵乱之苦，而且还要承担非常沉重的赋役，生活十分困难。加入蒙古之后，他们却可以跟随蒙古人一起抢掠，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大部分汉人主动进入草原的主要原因。

嘉靖时期，俺答汗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对明朝北部边疆形成全面压制之势，不断进攻明朝边境，北方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汉人被掳掠或主动投奔俺答汗，从而在俺答汗盘踞的丰州川（今内蒙古土默川）以南、山西长城以北之地，种田盖屋。“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板升”，是因为在蒙古语中，“板升”意为房屋或城。“板升”人数众多，“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形成庞大的定居社会，“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板升”将农业经济推广到了蒙古草原，促使当地经济方式从单一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

“板升”中，大多数人是为了谋求生存，但也有少部分人意图凭借蒙古势力，实现自身政治愿望。其中白莲教教徒充当了主体力量。元末，朱元璋虽加入了宣扬白莲教的红军，但开国之后，鉴于这一民间宗教宣扬弥勒拯世等观念，具有强烈的颠覆现存秩序的价值取向，于是朱元璋宣布禁止白莲教的传播。但唐、宋以来，白莲教已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具有十分深厚的土壤，难以根绝。在官府的打压之下，北方地区许多白莲教教徒都产生了颠覆明朝的政治观念。而蒙古作为明朝的敌对政权，则成为北方白莲教教徒起事的幻想盟友。

嘉靖时期，在连绵战争造成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北方地区的白莲教教徒开始更为积极地与蒙古结成政治联盟，不仅有“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还有以吕明镇为首的白莲教教徒，在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县）意图叛乱。叛乱被人告发之后，徒众逃遁至蒙古草原，加入俺答汗军队之中。

白莲教教徒在俺答汗军队中势力不断壮大，负责统辖、管理“板升”群体。其中赵全统辖部众最多，所居之地被称为“大板升”。据赵全自称，其所统部众有一万余名，而当时大同镇巡抚方逢时记载赵全统辖三万余名部众。仅次于赵全的李自馨和周元，所领部众有数千人。由于势力较大，赵全和李自馨被俺答汗“俱加为酋长”。赵全又被称为“倘不郎”，即蒙语“驸马”之意；李自馨、周元又被称作“必邪气”，即蒙语“秀才”之意。其他板升规模较小，“余各千人”。“小板升”有32处，由32名小头目分别管理。“板升”不仅加入到蒙古军队之中，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每大举进寇，俺达［答］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而且他们还“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并为蒙古人贡献破解明军防御之术，“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推动蒙古军队战法进一步丰富，“中国甚被其害”。

嘉靖十六年，山西巡抚韩邦奇便发现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载观近日敌之入来，深谋秘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马，不敢攻穵城堡，今则整备锹䦆，攻穵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掠，按辔而归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矣；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整，旗帜号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

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源于大量明人，甚至明军逃入草原，将明军防御的底细透露给了蒙古：

其故何哉？有中国之人为之谋划，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奸细，有中国之人遗易之以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广汉人政治体制，促进蒙古社会汉化。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其模仿汉制，登基称帝，国号为“金”。李漪云认为俺答汗在赵全等人支持下，以丰州川为中心，东起蓟辽边外，与兀良哈三卫、察哈尔部接界，西至甘肃边外，南至长城，北至漠北与喀尔喀蒙古接界，在广大漠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汉式统治体制的“金国”政权，并以赵全为“把都儿汗”，命其以“汗”的名义建开化府，统治“板升”汉人。

“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其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并提出数个方案，或是“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或是“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据太原，效石晋故事”，而最终目的则是“与南朝平分天下”。胡钟达认为赵全等人此举，意在造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

内敛的明代中国

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亚欧大陆其他主要文明采取积极扩张的同时，明朝采取了内敛的疆域政策，官方未有开拓边疆的举动，甚至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与“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全球早期经济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大量东南海商为反抗明朝官方的封锁，联合日本武士采取了武装化措施，从而酿成明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严重“倭患”。而在北方边疆，明朝采取的相对保守的长城防御政策，使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大量民众或者为了谋求生存，或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逃到长城以外的草原地区，一方面推动了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加剧了明蒙之间的军事战争。

可见，在世界近代历史的潮流下，与明朝政权的内敛和保守不同，民间长期具有朝外走的内在驱动力，远方对于他们不仅有充满诱惑的利益，而且也有能让他们摆脱束缚的政治空间。在明朝民众的积极拼搏中，明代中国处于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的核心位置，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这一经济优势并未被政权纳入政治视野之中，明朝朝廷一直实行传统的农业财政政策，不仅未将海外贸易的收入用于疆域开拓，导致长城边疆的财政危机一直未能缓解，而且越来越重；官方对于海外贸易本身也采取打击政策，引发“倭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海防问题。简单地说，如果说明朝有两只脚，经济的一只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政治的另一只脚却远远地拖在了后面，明朝在经济、社会发展至顶峰时，政权却完成了自由落体式的迅速崩溃。

明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出在古代世界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军事和政治，而非经济和科技。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但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所需的财政成本远低于热兵器时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世界古代军事史上的普遍现象。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出现的古代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国家财政体系，并在政治领域中拥有话语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项政策的实行，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明代中国虽身处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潮流之中，但政治观念仍在传统的藩篱之中，依旧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处理边疆问题，最终灭亡于作为军事重心的长城边疆的军民起事，实属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