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国时期的到来
一
越国消灭了吴国，这是周王朝历史上首次出现大国被灭。这提醒我们，历史已经告别春秋，来到了战国。
我们经常把春秋战国连称，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
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将领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70多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开辟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春秋时代贵族们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遣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战争规则是“师不伐丧”“闻丧乃止”。如果一个国家出兵时遇到对方国君去世，就要主动退兵。
公元前569年，楚国大军浩浩荡荡去讨伐陈国。走到一半，接到报告，陈成公去世。楚国大将立刻下令军队返程。
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对方国君去世，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楚国上下正大办丧事。消息传到魏国，魏惠王立刻把将军召进宫中，命他趁这个机会马上出兵伐楚，攻取了楚国的陉山。此类事件史不绝书。再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又如《战国策·燕策一》：“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礼仪、荣誉，已经不再是战国政治家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国家的生死存亡，使他们变得如同狼一样残酷无情，不放过猎物身上的任何一个伤口。
春秋向战国过渡的过程中，各国在战场上越来越普遍地运用诡诈原则。比如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疲楚误楚”的策略方针，就是典型的代表。吴军五战五捷，破楚入郢过程中，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战法，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模式，这是以往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
因此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顾炎武：《日知录》），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比如著名的城濮之战、鞍之战，都是一天之内就决出胜负。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也不过持续了两天。而在战国时期，各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争投入人数众多，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比如长平之战从公元前262年到公元前260年持续了近两年，秦昭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进行全国总动员，双方兵力总和达到了数十万。春秋时代，战争中的俘虏一般是放回，最多俘为奴隶，而战国时则往往坑杀，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白起打败韩魏联军，斩首联军士兵就有24万。而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他国士兵。
战国时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春秋时未曾出现的。《墨子·非攻下》说：“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
雷海宗说：“战国时代的战争非常残酷。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贵族包办，多少具有一些游戏的性质。我们看《左传》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繁文缛礼，杀戮并不甚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到战国时代，情形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于攻灭对方，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坑杀，以便早日达到消灭对方势力的地步。吴越之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说是第一次的战国战争。前此大国互相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吴国仍有春秋时代的精神，虽有灭越的机会仍然放过，但伍子胥已极力主张灭越。后来越国就不客气，把横行东南百余年的大吴国一股吞并。从此之后，这就成为常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
二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铁器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实现了普及。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青铜器很珍贵，所以主要做礼器和兵器，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石制作的，难以深耕细作，所以粮食产量不高。
但是铁器出现后就不同了。今天铁器很常见，但是在历史上，铁的出现是一件大事。相比青铜器，铁器价格便宜，同时铁犁比木犁能更轻松地耕种土地，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我们知道，在铁器普及之前，春秋时代的各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英国汉学家吉德炜说商代的国家结构如同瑞士干酪，里面充满了空洞。周王分封诸侯，就是派出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蛮的大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据点。所以西周初期近千个方国，其实“领土就好似一个拥有超过1700个周朝堡垒、要塞和据点的群岛，其周围就是由潜在的村民和异族部落组成的汪洋大海”（〔英〕塞缪尔·芬纳：《统治史》卷一）。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或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华夷杂处”。
举个例子，宋国和郑国之间，有隙地六邑，至春秋末期一直是没人要的。所以春秋以前，中国大部分土地是没有开发的，开发了的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出现统一国家的压力。
但是，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增加了，人口也开始爆炸式增长，荒野陆续被开辟，各国的疆界才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统一国家也必然要出现。因此春秋和战国的战争本质不同。
三
战国时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楚国的长期对手晋国分裂成魏、韩、赵三国，晋国这个昔日最强大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即使一分为三，魏、韩、赵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特别是晋国的主要继承者魏国通过李悝变法异军突起。而西面的秦国在经过长期的蛰伏之后，也开始露出獠牙。东面的齐国被田氏取代后，也再度强大起来。天下大势由楚晋争霸，演变成楚、秦、齐、魏、燕、赵、韩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很优雅，而在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活得精明而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
在春秋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战败，只需要找几位口才好的使者，卑辞厚礼前去请和，就可以化解危机。而在战国时代，一次战败，很可能意味着国家灭亡。
此时诞生了法家学派，其思想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兴起的一股全新的思维方式。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家族，或者有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在人欲横流、生死存亡的战国时代，“温良恭俭让”已经没用了，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因此法家的思路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下去。
为什么要强化集权呢？因为当时各诸侯国内的政治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我们前面说过，周代的分封制，过了几代之后，因为血缘关系弱化，诸侯不听天子的命令。在各诸侯国中也出现相似的情况，诸侯也都是把领地分给自己的亲人，让他们当卿大夫，然后世袭。过了几代，这些卿大夫也不再听诸侯的命令。甚至诸侯的陪臣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典型的是三家分晋，卿大夫干脆合伙瓜分了这个国家。
内部分裂，对外当然没有抵抗力。所以，君主首先要打击贵族力量，统一指挥，提高国家能力。其次要扩大军队。国家要想不被吞并，就要有强大的武装。
要扩大军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钱。
战争是最消耗资源的。战争就是资源的耗费过程。苏秦对楚威王说：“（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这说明当时政治家充分认识到军事与一国经济实力的关系。因此，要发展军事，就需要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换句话说，从民众身上收到更多的钱，征到更多的兵。
铁器普及之后，井田制就瓦解了。因为农民用铁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原来用木器石器种很久的公地种完了。种完了还有大把时间，于是就自己开荒。开了荒，打了粮食归自己，不用交公。
这样，大家都忙着开荒，原来那点土地，可种可不种了。井田制渐渐瓦解，国君和贵族能收上来的粮食就更少了。
所以鲁国最早进行的改革，叫“初税亩”。按字面解释，就是开始按亩纳税。就是说，老百姓手里的公田和私田，都要交税。原来只有公田要交税给国君，现在自己开荒的地也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这一制度于公元前594年在鲁国开始，后来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跟进，这是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
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二次增强，则是从分封制变成郡县制，中央可以直接管理地方。如前所述，郡县制最先出现在楚国，后来被各国效仿，因此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郡县制。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开始变法。一部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李悝在魏国兴起改革大潮，吴起也在楚国推行变法。
四
楚国政治中存在的问题，是封君制。
《战国策·楚策一》说，楚宣王与安陵坛在云梦泽打猎，飞鹰逐鹿，非常快乐。不过打猎结束后，楚宣王又感觉很落寞：“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在地下陪我一同享乐？死后孤零零一个人，那是多么可怕！”（“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
安陵坛立刻跪在楚宣王面前：“大王，您对臣下如此仁慈，您万岁千秋之后，我愿意跟着您到地下，如果有蝼蚁来啃食，我宁愿先让他们吃！”（“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
楚宣王非常感动，打猎回宫后，立刻宣布，封安陵坛为“君”。
或许，这就是楚国封君制的来源。当然，和春秋战国时代众多故事一样，通过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来解释一项重大制度的起源，只是历史叙述者一个取巧的办法。
事实是，楚庄王全力中原化，带来了楚国文明发展的突飞猛进，也不可避免地将中原文化的负面因素引到了楚国的政治中。楚庄王依照周礼，依照“亲亲”的血缘原则，在高层政治中更多地依赖王族，由王室成员充当令尹，以压制卿族势力的膨胀。在他身后，子重、子反与巫臣的党争以及巫臣的落败，正反映了楚国政治的这种变化。
这一变化对日后的楚国影响极为深远。此后百余年间，楚国形成了令尹等高官非王族不得担任的传统。到了楚惠王时代，鉴于灵王时代王室分裂的前车之鉴，为了团结王室成员，更开创了一项新的政治制度：将那些功劳最大的王室成员封为“君”，土地世袭，其地位仅低国君一等。
在惠王时代，封君人数不多，封君制的负面后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然而，越到后来，楚国的封君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史学家考证，楚国的封君最多时居然有60多位。这些封君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地为所欲为，不听楚王号令，造成楚国贵族集团过度膨胀。事实证明，楚庄王时代开始的依照周礼制定的“亲亲”举措，虽然一度抑制了卿族势力，却导致楚国高层政治流动性日渐降低，高层贵族日渐腐败，给楚国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楚声王的车队正行走在郢都。突然，一名刺客冲出来，剑光一闪，楚声王的车舆中传来一声惨叫。车队一片混乱，侍卫们把国君的车舆围在当中，四面搜索刺客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关于这件事，史书上记载的是楚声王为“盗”所杀。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都城，被刺客暗杀，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因此历史学家们推测，这位刺客，很可能是某位颇有权势的封君所养的死士。封君与国君之间的冲突，导致堂堂国君当众被杀。
楚国在诸国中最早实行郡县制，在君主集权程度上一度领先于各国，这是楚国称雄天下的制度优势。进入战国时期后，各国都开始大胆破格任用才能之士，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楚国不但还和原来一样，高级官员全部由王族垄断，而且还进一步推进封君制，导致贵族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庞大利益集团。权贵集团不但威胁到王权的稳定，也吸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利益，成为全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军队和社会中下层不满日甚。
权贵阶层不但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而且为了自己的私利，经常和国君发生冲突，楚声王很可能就是被一位对自己心怀不满的权贵所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