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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吴起变法

楚声王被刺后,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楚惠王的曾孙楚悼王。

登上王位后,楚悼王发现,昭惠中兴过去几十年之后,楚国的国土已经缩小不少。随着北方三晋的崛起,楚国北部边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他即位后第二年,三晋联军在乘丘击败楚军。楚悼王十一年,三晋再次伐楚,楚国更是在大梁、榆关两地相继大败。

除了外患外,内忧也令悼王夜不安枕。事实上,对外战争的连续失败,和父亲被刺这一内乱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楚国的王权受到严重的牵制。他永远无法释怀父王的惨死。因此从即位起,他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楚国的政治现状。恰在这时,吴起到来了。

公元前387年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奔向楚国。马车上坐着的是魏国的名将吴起,他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愤而离开。环顾天下,楚国地大势强,因此他来到楚国,以图大用。战国时代,各国争相延揽人才,这种跨国跳槽是很常见的事。

吴起的大名早已为各国所知,事实上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他才华横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大破齐军。在为魏文侯服务期间,他更是“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

当然,比起这些战功,让吴起广为人知的,是他“大义灭亲”的故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公元前412年,吴起曾来到鲁国谋求发展。吴起本是卫国人,为求得在政治上的发展,他成年后倾家荡产寻找门路,期望获得重用,却没能成功。他来到鲁国时,适逢齐国进攻鲁国,大兵压境,却找不到一位合适的将军。

有人向鲁君推荐吴起,说他才华出众,可以大用。鲁君也看好这位精明强干的青年军事家,不过对他却有一丝担心。他对大夫说:“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关键时刻会不会里通外国?”吴起知道了鲁君的担忧后很快作出了决定。没有任何事物能成为他进取路上的障碍,即使是至亲至爱的人。吴起用妻子的头颅,换取了鲁君的信任,也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基础。

不知不觉间,时间的车轮已由春秋驶入了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礼乐文明的外衣已经在各国残酷的竞争中被撕成碎片,人心中那浓黑的邪恶公然暴露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之中。

战国时代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可以以能力为资本,迅速飞黄腾达,因此人的欲望空前高涨起来。《史记》说吴起“欲就名”,功名欲望异常强烈,并穿插了一段补叙:“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

把《左传》与《战国策》作一对比,我们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折冲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诗》《书》,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时期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这深刻地反映了战国自上而下的功利主义风气。

为了利益,人们可以没有原则,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他六国合纵灭秦。

吴起在做将军带兵打仗时,始终坚持自己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和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乘马坐车。有一次,士兵中有人生疮,他用嘴亲自为士兵吸脓。然而那名士兵的母亲知道这事后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大哭起来。因为往年吴公也曾为这个士兵的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而现在吴公又为她的儿子吸疮上的脓,所以这个母亲已经可以预知儿子的命运。这位母亲通过惨痛的经历,知道吴起一举一动背后都隐藏着精确的算计。

吴起就是“功利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功利欲望使他被异化成了一台精密计算的机器,或者说长出獠牙、专心捕猎的野兽。没有办法,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才能成功。

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非常兴奋,多少年来,他一直盼着能有一位这样的人才辅佐自己。

吴起为楚悼王分析,现在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韩非子·和氏》),国君不能独掌大权。权贵集团“上逼主而下虐民”,不但欺压普通百姓,还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吴起认为,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权贵们的势力,让那些封君不再世袭。

吴起的思路与楚悼王不谋而合。在经过短暂的磨合后,吴起就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一是加强王权,限制权贵的势力;二是奖励耕战,增强国力。

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也就是说,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也就是所谓“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实施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

吴起还“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楚国土地广袤,开发极不充分。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那些违抗吴起命令,拒不前往边远地区的贵族,被吴起抓了起来,处以灭族之刑。这样残酷的场景在楚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除了打击贵族之外,吴起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实行严刑峻法,“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游手好闲不愿意努力耕作的百姓,被吴起手下的官员抓起来。散漫惯了的楚国百姓将要被吴起改造成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那些外国来的游说家一律被赶出楚国。同时,他还大力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禁止纵横家在楚国进行游说,“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

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是艰难的。战国时代几乎每一次变法,靠的都是严刑峻法,铁腕手段。吴起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老百姓一旦违抗政府的命令,就要被抓起来。性格较为自由散漫的楚国百姓很不习惯新法律,很快楚国的监狱就人满为患。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了空前打击,但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特别是将贵族迁移到边远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楚国边疆地区的开发。

考古发掘证明,楚悼王时期,楚国明显加快了对新征服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特别是湖南湘江流域的经济,在楚悼王时代出现了异常迅猛的增长。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楚墓,这些楚墓大部分是战国中后期的。比如,在梅山北部地区发现的战国早期墓有40多座,而到了楚悼王之后却猛增至200多座,墓葬数量的猛增,说明在这个时期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这一考古发现,与典籍所说的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记载一致。

在内政得到整顿的基础上,吴起出色的治兵才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吴起精明的头脑和严格的训练使楚军战斗力大增,楚国很快摆脱先前在对外战争中的颓势,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评论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的。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朝气初现之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

吴起变法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原因是他手握利剑,对那些不听指挥的楚国贵族可以随时刀剑伺候。然而,吴起变法过程中的政治布局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吴起本身是外国客卿,他在楚国社会没有丝毫根基。一旦支持他的国君去世,他立刻变成孤身一人。这是这个精明的政治强人手腕再高明也无法改变的局面。

在变法中利益严重受损的楚国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吴起发起攻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当吴起走入葬礼大厅时,不知道是哪位早就对吴起怀恨在心的楚国贵族抄起侍卫手中的弓箭向吴起射去,这一突然的举动一下子点燃了所有贵族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参加葬礼的人纷纷举起弓箭向吴起射去。机警的吴起迅速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但是这一举动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尸体。

吴起的许多改革措施被新任国君废止,只有少量保留下来。吴起这次失败的变法对楚国的一项意外而重要的贡献,是一大批贵族因为伤及楚悼王的尸体而被清除。按照《吕氏春秋·贵卒》的说法:“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因此楚悼王的继承人“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70多家贵族被消灭,楚国封君贵族势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也促成了宣威盛世的到来。

总的来说,吴起变法虽然半途而废,但楚国的贵族势力还是受到了沉重打击,王权重新占了上风,国家恢复了部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