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楚怀王之死（一）
一
楚怀王即位的第一年，张仪到了秦国，献上了他的连横之策。
“合纵连横”是许多历史爱好者都熟知的名词。这个词的产生是基于地理原因。
秦国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许田波研究认为：“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357年，在160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中，秦国只发动过11场（占7）……由于受阻于黄河而无法进入中原地带，秦国只是影响‘诸侯国间战争的一个不起眼的因素’。”（〔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实力迅速上升，秦孝公和他的继任者伺机开始扩张。“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而在以秦国为攻击目标的联盟战争中，秦国五战三胜。”（〔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秦国的崛起有地理优势。秦国的人口和面积远大于魏国等国家，而且秦国位于西部，只有一面与中原国家及楚接壤，其余都与弱小的戎狄、巴蜀等落后小国或部落相接，它们不能对秦形成真正的威胁。这样，秦国一旦向东扩张，并无腹背受敌之虞。
所以对于明眼人来讲，天下最大的威胁是秦国。别看它现在实力和楚国相当，但是它的扩张欲望是六国中最强的。凭借强烈的上升势头，它很快就会远远超过各国。各国阻止秦国东进的最直观思路，就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这道屏障以燕赵为北端，韩魏齐为中端，楚国为南端，各国联合起来，以抵抗秦国。这就是针对秦国的合纵。
反秦联盟的理论基础与后来欧洲形成的国际外交思维的均势理论完全一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宣告了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关系时代的开启，均势理论被欧洲各国视为外交政策的指南。他们认为，国际和平建立在各国力量对比大致均衡的前提下。如果有一个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势必破坏这种平衡，引起战争。因此必须使世界处于多极状态，让大国的力量保持均衡，保证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取得支配地位以危及他国安全。
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因此韩非说：“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韩非子·五蠹》）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是扶助小国，削弱大国，防止一国独大局面的形成。因此六国试图联合起来，制衡秦国，保持各国力量的动态平衡。而秦国的对策是“连横”，即建立横向的同盟，试图通过与韩、魏、齐等国之中的一些国家结盟的方式，阻止或拆散合纵同盟，进而各个击破。或者通过计谋使其他诸侯国相互攻击，破坏他们的团结，让合纵失败。
在这个背景下，战国外交战场上展开了以张仪为首的连横派与以魏国公孙衍为首的合纵派的斗争。一开始，合纵派占了上风。公元前318年，经过苏秦的游说，楚、韩、魏、赵、齐、燕六国组成联盟，共同伐秦。因为楚国最为强大，楚怀王被推为“纵长”。
二
宋代之时，人们在陕西凤翔发现了一块刻石。它就是《诅楚文》石刻中的一块。这块刻石上共有326个字，其大意是：“秦王诚谨地以吉玉，告于大神之前。昔我国先王与楚王交好，两邦世世婚姻。如今楚王无道，淫夸奢侈，不遵盟约，违背十八世以来之盟誓，率诸侯之兵攻我，欲平我社稷，灭我百姓。我将率兵抵抗，祈求大神威灵相助。”
可见面对以楚国为首的气势汹汹的六国联军，秦国人是何等害怕。
很明显，楚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与其他五国精诚一心、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因此，屈原等人一直是合纵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定。
楚怀王即位之初，一度很想有所作为。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了他缺乏雄主资质，不堪担当历史重任。他不但听信谗言，将屈原逐出政治中心，而且在国际政治中，犯了更大的错误。
秦国与楚国曾经有着几百年的传统友好关系，楚国许多贵族与秦国世代联姻。《诅楚文》中就说：“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衿以斋盟。曰：世万子孙，毋相为不利。”性情憨厚的楚怀王总感觉，主动率兵攻击昔日的盟友，有些磨不开面子。因此虽然是六国联合出兵，但是楚国只派出很少的军队。
除了楚国之外，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对抵抗秦国也不热心，没有真正派兵。实际与秦作战的只有魏、韩、赵三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国基于地理原因，对秦国的威胁认识不同。
韦宗友分析说，对于直面秦国进攻锋芒的魏、韩来说，秦国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巨大的。但对于地处偏北的燕国以及地处东端的齐国来说，秦国的威胁则是遥远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楚国虽然与秦的东南端相接，但在秦未吞并巴蜀之前，很难直接向楚出兵。换言之，楚国也并不处于秦国的进攻锋芒之上。
因此，燕国、楚国口惠而实不至，齐国则干脆持不介入的立场，坐山观虎斗，准备战争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趁火打劫一把。只有受秦国威胁最大的三晋真正出兵攻秦。因为领袖意志不坚定，反秦联盟在集体行动中彼此提防，面和心不和，步调不一致。结果联军进军到函谷关前，就因各自心怀鬼胎，逡巡不进。等秦军大军一出关，联军就迅速退却了。《史记·楚世家》载：“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这次轰轰烈烈的联合行动，如此草率收场，让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
在那之后，各国还组织了几次合纵，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各国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信任感，很难精诚合作。各国不仅担心在本国抗秦时，他国会坐享其成，甚至背叛盟友“阴构于秦”；更担心在削弱秦国后，又会有新的大国从中崛起。了解了这些，合纵不可能成功这一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虽然很多历史事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距离都很遥远，但其背后的规律有很多共通之处。
在欧洲历史上，我们能找到一个与中国的合纵连横非常相似的案例，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国联合制衡法国。
韦宗友在他的论文《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霸权阴影下的三种国家政策反应》中为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法国大革命让欧洲君主们日益感受到欧洲政治秩序受到严重威胁。“1793年3月，英国组织了包括荷兰、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德意志若干诸侯以及撒丁王国和那不勒斯等众多国家的第一次反法联盟。英国承诺将给反法国家提供金钱上的资助。”
法国与反法联盟在力量对比上的悬殊是十分明显的。反法联盟几乎囊括了欧洲所有的大国，人口达1亿之多，组织者英国财力雄厚；而法国形单影只，孤立无援，人口仅2800多万，更何况财政严重困难，政权几度更迭。但是第一次反法联盟最终失败，这是因为反法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英国政府虽积极反法，但由于地处岛国，与欧陆隔海相望，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不愿意提供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只愿意提供财政支持。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法国革命深恶痛绝，但俄国与法国之间被广阔土地隔开，相对于与法国毗邻的奥、普两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威胁要小得多。对俄国来说，更迫切的任务是夺取波兰的土地。奥、普虽因地理位置与法国毗邻而反法意志较为坚决，但同样觊觎波兰的领土，十分担心俄国趁机独占波兰。因此在这一成员众多的联盟中，各国更感兴趣的是追求一己私利而非公共利益。主要大国都希望其他国家承担制衡法国的高昂代价，本国坐享其成，最终导致联盟的分崩离析。